牛虻与蜜蜂

　　前几天和夫人看了一部英国电影《铁路上的孩子》，看完后竟泪湿双眼，久久握着夫人的手，不说话，那分感动也久久不能散去，备受激励要传播更多的爱和温暖。影片讲的是小事：姐弟三人向行驶的火车挥手传达祝福。起先没人在意，几次过后车上终于有一个人向他们挥手，最后全体乘客竟一起向他们挥手。看后不禁感慨：为什么我们不能拍出藏在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这种爱的渴望和可贵的善良？为什么大多影视剧除了欲恨情仇就没法拍点别的？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当代国人的心灵丧失了赞美和感动的能力？
　　大诗人里尔克在一首诗里提到诗人的使命，反复说“我赞美，我赞美”。不管遭遇顺境还是逆境，不管面对光明还是黑暗，诗人的使命是赞美。若不赞美，就不是诗人。1925年，他在给一位波兰译者的信中，提及诗人是采撷大地上不可见事物之蜜的蜜蜂，“将这个暂时的、朽坏的尘世深深地、忍耐地、充满激情地刻印在心中，以使其精髓无形地复活”。诗人的心是转化器，能把苦难花粉酿成芬芳蜂蜜。
　　当受伤时，人会有两种态度：一是因受伤就感到非常痛苦和不公，就想报复。如果对方强大，就发展自己，或者转而去寻求帮助，呼唤公正，有的甚至转嫁自己的痛苦给更弱小者。而另一种态度是，因受伤的滋味不好受，就使自己以后决不要去伤害人，在伤口上生出爱和宽恕来。面对伤害，当然需要社会层面的解决，需要彰显社会公义。但社会的、外部的、现实层面的解决方式并不总能化解个体的、内部的、心灵层面的危机。就像一个16岁的少年因痛恨社会不公和初中时的老师，就刺死现在的班主任，这只能加深心灵的危机。
　　安徒生一生坎坷，却创作了众多被人喜爱的童话。面对虚无和苦难，他为什么仍能赞美和信任？在其自传《我的一生》中，他尽管对教会的僵化制度时有批评，但更多的是申明自己的信仰。房龙评论说：“神的火花在这个沉默的小男孩的心灵中孕育，像一场风暴那样不可抗拒。凡是上帝触摸过的人，不管他遭遇到多么无礼的对待和多么巨大的困难，他仍能实现他的梦想。”
　　信仰对安徒生最大的影响就是“爱”的理念。这种爱，给了安徒生极大的安慰，他自己也是一位有爱之人。即使在哥本哈根四处无着落，在别人的攻击和嘲笑中，他也总是对人的善意和真诚极为敏感。他又确实是在别人的慈善资助下读书上大学的，所以内心时时充满了感激和希望，从不把别人的善意当成理所当然，而是当成上帝的礼物来接受，从而心怀感恩——“我觉得我是个走运的孩子，几乎人人都对我充满了爱并且赤诚相待，使我很少丧失对人性的信心。我感到从皇族到最穷的农民，都有高尚的心在跳动。生活是乐事，公开地、充满信心地信仰上帝和人类是乐事！”
　　真爱不是占有，而是牺牲自己成全对方。这一信念对安徒生影响很大。安徒生爱上了瑞典女歌唱家珍妮·林德，向她求婚但被拒。之后，两人的关系不但没有受影响，反而更加纯洁美好。安徒生在自传中对她大加赞赏，在自己作品中也写到这种感情：《夜莺》明显就是献给有“瑞典夜莺”之称的林德；《蝴蝶》《柳树下的梦》《单身汉的睡帽》就是安徒生失恋之后某种苦涩而释然的心境的写照。在失去后，爱反而得到某种成全；在苦涩和孤独中，见证爱情的苹果树和柳树仍旧茂盛，爱生生不息。
　　安徒生因着信念成为一只蜜蜂，哪怕在伤口上也能采粉酿蜜，构筑一个美丽的童话王国，鼓舞着人们追求真善美和爱。
　　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知识分子们，我知道你们批判什么，可是，你们赞美什么？“牛虻”固不可少，但“蜜蜂”是否也不可或缺？
　　（金 明摘自《南风窗》2009年第3期，夏大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