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天山

　　一条冰雪之路
　　一段雪藏30年的历史
　　一个老兵与168座坟茔
　　一家人24年孤独的守望
　　30年前，班长郑林书将最后一个馒头让给了陈俊贵，陈俊贵因此活了下来，而班长郑林书和副班长罗强英勇牺牲。几年后，已复员回家的陈俊贵抛弃了县城的工作，带着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儿子重返天山，为班长和168名烈士守墓。
　　陈俊贵这一守就是24年，而且还将继续守下去。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什么力量让他和他的家人支撑了24年？
　　兵车把我们拉到了一个冰雪世界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后不久，我们离开了北京。不是去前线，而是去相反的方向。一路往上，满世界都是冰雪，除了冰雪啥都没有。也不知道走了几天几夜，最后才到营地。直到这时，老兵才告诉我，我们是基建工程兵，是专门来修天山公路的。我一听，当时心就凉了。
　　最后指导员开玩笑说：“新战友们，北京有北京的好，天山有天山的好，你们想想，你们在北京吃冰棍还得花钱，我们这儿的冰随便吃，不用花钱。”
　　从此，我就在天山上开始了筑路生活。
　　班长把最后一个馒头让给了我
　　1980年4月6日，这个日子我死也记得。
　　当时大雪封山，“42”已经断粮——因为在42公里处，所以大家习惯叫它“42”——那里是2号隧道，有3个营的兵力，一年四季都在隧道里施工，春节也不休息。这一路有许多电线杆被风雪刮倒了，通信中断，团里决定派人去“42”送信，并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我们连，因为我们连离“42”最近，只有40公里。
　　连长让班长郑林书挑选3名身体好、素质高的战士去执行这项任务。我们班长就挑选了我。出发的时候我才知道，跟我们一起去的还有副班长罗强和战士陈卫星。
　　我们4个人把炊事班剩下的20个馒头装进挎包，背了一支步枪、一部军用电话，简单吃了点东西就出发了。时间大概是下午两点。
　　开始，我们沿着刚修好的公路走。路上的积雪只有半尺深，走起来不是很吃力。天快黑的时候，我们走到一个被遗弃的道班稍微休息了一下，吃了点馒头，又继续往前走。
　　这时天已经彻底黑了，到处是白茫茫的，路基也没有了，我们只有顺着电线杆子走。没走多久，又开始刮风下雪。地上的积雪越来越深，渐渐没过了大腿，走起来非常艰难，许多地方我们都是爬过去的。雪坑里的雪有一两米深，如果掉进去，要费很大功夫才能爬出来。
　　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已经筋疲力尽，实在爬不动了。棉袄、棉裤里全是汗水，外面沾满了冰雪。趴在雪地上刚休息了一会儿，我们的棉袄、棉裤就被冻住了，像盔甲一样，腿都打不了弯，前进的速度特别慢。
　　班长说：“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我们非冻死在雪地里不可。”
　　他让我们把棉袄、棉裤全脱了。谁的棉袄、棉裤谁背着，班长还背着枪，我们继续向前爬。这样爬起来倒是快，但是穿着绒衣冷得够呛，那风跟刀子一样，嗖嗖的，直扎骨头。
　　就这样，我们在雪地里又爬了两天两夜。第三天早上，我们爬到一处山坡上。这里距离目的地还有8公里，大家都坚持不住，倒在了雪地上。班长用颤抖的手拿出了最后一个馒头。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这个馒头意味着生死存亡，谁吃下了，谁就有可能活到最后。
　　班长看了我们每人一眼，举着那个馒头说：“我们就剩下这最后一个馒头了，我和罗强同志8天前刚被批准为预备党员，陈卫星比陈俊贵兵龄长，所以我建议，这最后一个馒头让新兵陈俊贵同志吃，大家有没有意见？”
　　罗强说：“我没意见。”
　　陈卫星迟疑了一会儿说：“我服从班长的决定。”
　　我说：“我不能一个人吃，要吃大家一起分着吃。”
　　班长说：“就一个馒头，大家分着吃，对谁都没有作用，就这么决定了！陈俊贵，我命令你把馒头吃下去！”
　　说良心话，当时我真饿啊！班长把馒头递给我，扭过头去。罗强也跟着扭过头去。陈卫星没有转身，看着我。我背过身去，三口就把馒头吞了下去。
　　等我转过身来，陈卫星瞪着我，意思是，班长让你吃，你还真的一个人吃了！你怎么这么不懂事！那时我才开始后悔，后悔不该一个人吃了那个馒头。但是馒头已经进了肚子，后悔也没有用。这个救命馒头后来成为我心里永远的悔恨。
　　班长见我吃了馒头，冲我笑了笑说：“很好，我们继续前进。”
　　雪仍在下，风刮得很大。谁走在前边，谁付出的力气就最大，因为是逆风，前面的人可以给后面的人挡风。谁在前面？那还用说，当然是班长。班长让我走在最后边。
　　快到中午的时候，班长突然倒下了。
　　跟在班长后面的罗强喊：“班长，你怎么啦？”
　　我们几个人爬过去一看，班长趴在那里，半个脸都埋在了雪里。我们把他翻过来，他一脸的冰雪。
　　班长对罗强说：“你们继续走，别管我，我不行了。你们一定要完成任务！”
　　我把他的头抱起来说：“班长，你不会死的，我们背你出去。”
　　班长没有说话，闭上了眼睛。
　　我感觉他的头越来越重。
　　班长死了。他的身子很快就被冻硬了。
　　这时我才哭出了声。我跪在那里，呼喊着班长。他一动不动，雪很快覆盖了他的脸。我用手拂去班长脸上的雪，把自己的棉衣盖在班长的脸上——我不想让班长冻着，也不想让老鹰啄伤班长的眼睛……
　　我们朝天鸣枪，为班长送行。
　　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必须继续往前走。也不知走了多久，走着走着，罗强也倒下了。我们已经失去了班长，不能再失去罗强。我和陈卫星背着罗强走。一个人背，一个人在后面提着他的腿。可是我们俩也没多少力气了。后来罗强牺牲了，我又背着陈卫星走，走着走着，我就昏了过去，是一位哈萨克老牧民救了我和陈卫星……
　　电影《天山行》让我决定重回天山
　　后来，我退伍回到了我们辽中县，在当地的电影院里放电影。那是我最开心、最风光的一年。那时，几乎全县城的人都认识我，说我当过特种兵，在天山执行过特殊任务，负过伤、立过功，是个英雄。县城里那些地痞也不敢惹我，老远见我就打招呼，点头哈腰地递烟。我在电影院里也算有点小权力，收不收票我说了算。老战友来了，不要票，进！老同学来了，不要票，进！买不起票的学生来了，不要票，进……刚开始，我还经常想起天山，想起老班长，但是后来快乐的日子多了，我就渐渐把雪山上的班长忘了。尤其是我遇到了一个姑娘后，忙着谈对象、结婚，更是把班长忘得一干二净。
　　1985年10月，我第一次看到电影《天山行》。故事很感人，我当时边看边流泪，真想站起来朝黑压压的观众喊：“电影里演的就是我们的部队！电影上的那些人就是我以前的战友！”
　　看过之后，我就开心不起来了，想念班长，想得心口疼。从那时起，我就有了重回天山为班长和牺牲的战友守墓的念头。我把自己的想法给媳妇说了，媳妇半天没说话。她想了很久才说：“人就应该知恩图报，我同意你去为班长守墓，但是要等孩子生下来你再走（当时我媳妇已经怀孕8个月了），我跟你一起去。”
　　儿子出生3个月后，也就是第二年春天，我们辞职去了新疆。
　　我们在墓地边的地窝子住了9年
　　我们在墓地边挖了一个地窝子，地上铺上砖，里面打上土炕，还搭了一个灶台，与土炕相通，白天做饭时就烧热了土炕，夜里就不会冷了。但是一下雨，屋里都是泥巴，锅碗瓢盆都放在炕上接水。就是这样的地窝子，我们一住就是9年。那9年是咋过来的，现在我都不敢想。
　　后来，我们搬迁到了村里，条件比以前好多了，能吃饱饭了。
　　冬天下雪时，有的哈萨克人牛羊冻死了——哈萨克人不吃死的牛羊肉，就给了我们。我们哪儿舍得吃呀，我就扛着牛腿，走街串巷地去卖，卖给汉族人，卖个10来块钱，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我媳妇才43岁，头发几乎全白了
　　我媳妇年轻的时候可漂亮了，头发很长，垂到屁股那里，编一个大粗辫子。现在她才43岁，头发几乎全白了。她19岁跟着我上天山，一守就是24年。她把一个女人最好的时光献给了我。
　　这么多年来，我没有给她买过一件衣服、一样首饰，她穿的全是当年从东北带来的做姑娘时的旧衣服。穿破了，补补再穿。实在穿不成了，就改小给孩子们穿。
　　为了多挣点钱，她种完地，干完家务，就去捡破烂，捡骨头，捡酒瓶卖。
　　大儿子上学的时候，因为交不起学费，学校就把孩子撵回来，不让上课。她就到村子里挨家挨户去借钱，转来转去，一块钱也借不上。没人愿意借钱给我们，因为人家知道我们还不起呀。她一个女人家，出来借钱，看人家脸色，连一点自尊都没有了，委屈得不行。当时，幸亏我正好回家取东西，否则，她差一点就把自己挂屋梁下了。想想也是，她原来在东北有好好的工作，有固定的工资，要不是跟我上天山来，能有这么难吗？
　　儿子冲着我喊：你天天守着这些死人有啥意思
　　我很心疼我那3个孩子。自从他们来到这个世上就没享过一天福。我们苦也就罢了，让孩子跟着一起受罪，心里很不落忍。
　　女儿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因为她把馒头皮剥了，随手扔在了地上，我打了她一巴掌，打得很重，我心里很难受。后来我给她讲起以前当兵的时候，班长把最后一个馒头让给了我，班长牺牲了，我活了下来的事情。女儿听着听着，不知不觉眼泪就出来了。
　　大儿子20岁前从来就没有穿过皮鞋，他穿的鞋都是别人给的布鞋，而且，从来没穿过袜子，冬天也不穿，脚上全部裂了口子，走路很疼；天气一热，又痒得难受。有一次，因为他管家里要钱买鞋，和我吵了起来。他冲着我喊：“你天天守着这些死人有啥意思？”
　　也许很多人不能理解。但是再咋熬，再咋苦，我也不能跟班长和陵园里这些烈士比。起码我还活着。我能活到今天，就已经足够了。
　　战友们的无私奉献、为国捐躯是一种大爱，班长的舍生忘死是一种大爱，陈俊贵的知恩图报也是一种大爱。而爱，就需要相互传递。陈俊贵守望的不仅仅是班长给予他的那份恩情，更是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段勤摘自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守望天山》一书，本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