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档案中的“飞虎队”争夺战

　　“请肃立、静穆。仪仗队将为你面前的这张6人圆桌依次摆上美国海、陆、空三军和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的军帽及一顶平民的礼帽，这代表美国所有的海外战斗失踪人员。”中美军事档案合作揭开了尘封60多年的历史。
　　“碟子里的一片柠檬代表他们的苦难，一撮盐代表亲人的泪水；杯子是空的，因为他们无法与我们举杯相聚；椅子是空的，因为他们仍下落不明。现在，让我们举杯，向他们致敬。”
　　这是一套被美军命名为“失踪者之桌”的致辞和程序，用以纪念他们在海外战场中失踪的亲人。而今，在中国的红色档案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在那个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年代，中美两国军人为和平而做出的努力和牺牲。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的珍品厅里，依然保存着唐纳德·科尔中尉的遗物——一个画有5幅漫画的香烟盒。
　　“飞机被击落，跳伞，逃跑，敌人追击，跑不动了，中国人来了……”这是1944年3月8日，科尔对5幅漫画的英文注释。
　　“科尔争夺战”
　　一个特殊的烟盒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65年前的硝烟时代。
　　1943年12月2日，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基础上，东江纵队正式成立，在曾生、林平、王作尧、杨康华的领导和指挥下，转战东江，深入港九敌后，成为中外闻名的一支坚强的抗日武装。
　　当时，太平洋战场正处于胶着时期，为配合美军在太平洋对日作战，美军第14航空队，即著名的“飞虎队”，对日军在广州、香港等地的军事目标实施猛烈轰炸。
　　1944年2月11日，美国第14航空队出动30多架轰炸机和护航战斗机，从桂林基地出发，向日军盘踞的香港启德机场发动突袭。
　　在香港启德机场，“飞虎队”遭遇日军猛烈攻击，空战进行得十分惨烈，飞行员唐纳德·科尔中尉的座机不幸被日机击中起火，科尔被迫弃机跳伞。
　　在观音山九龙坳跳伞的科尔，腿部被严重烧伤，左臂因碰上飞机尾翼受伤也无法活动。而此时，日军当即出动了海、陆、空上千兵力突击九龙坳，对科尔实施最后的抓捕。
　　伤口的疼痛，周围的阵阵枪声，与日军的叫喊声混杂在一起，科尔身临绝境。
　　此时，一位年仅14岁的中国少年发现了这位不同种族的大兵。少年拉起科尔的手，把他带向密林深处。
　　少年叫李石，是广东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的通讯员，当时，他正好送信归来途经九龙坳。而刚刚成立的东江纵队也已经开始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对遇险的美军飞行员实施营救。
　　李石把科尔带到附近的一个山洞中隐藏起来，然后向独立大队报告。港九独立大队随即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营救科尔脱险。
　　此后，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和日军展开了一场长达20多天的“科尔争夺战”。
　　港九独立大队的游击队员们一边保护着科尔，一边与日军周旋。他们偷袭启德机场，并在香港市区散发抗日传单，迫使日军将部分兵力调回。
　　年轻的李石则和他的一个伙伴背着食物和棉被，专门负责科尔的生活。在以后的几天中，两个中国人每天按时来到山洞，为科尔送饭、敷药。
　　当时只有10多岁的小战士陈勋，陪着科尔藏在一个炭窑里，他用身上仅有的5毛钱军票，买了一块糖送给科尔。
　　在获救期间，科尔在烟盒背面画下了5幅漫画，生动地描绘了自己在战争中的惊险经历。
　　后来，东江纵队在香港的沙田、九龙与日军周旋了10多天，日军出动千余人在这一带搜查围捕都未能得逞。科尔最终被中国的游击队员带出山林，安全转移。
　　然而，在此期间，游击队的两名女情报员却被日军逮捕并惨遭杀害，其中一位年仅17岁。
　　科尔归队后，将小战士陈勋送给他的那块糖一直带在身边。他常常朝着香港的方向自言自语地说：“为了抢救我，你们一定动员了许多我所看不见的力量，我要和你们做永远的朋友。”
　　2008年7月，经过多方努力，科尔的后人专程赶赴香港，看望当年曾经救过科尔的少年李石。
　　“亲爱的李石先生，64年前您那么勇敢地救了我的父亲，今天我代他来感谢您，还他生前的心愿……”香港油麻地附近的一座养老院内，50多岁的美国人戴维·科尔蹲在年近八旬的中国老人李石的轮椅前，双手轻轻地按在这位失忆老人的手臂上，缓缓地说着。随后，他将一枚“飞虎队”徽章轻轻放在老人手中。
　　大亚湾营救“飞虎队”
　　营救科尔成功后，东江纵队又实施了多起营救遇险美军飞行员的行动。多名美军飞行员在中国军人的保护下，成功脱险。
　　1944年5月26日，美军第14航空队接到日军运输舰在广东大亚湾出没的情报。航空联队指挥部立即发出派遣B-25轰炸机前去攻击的作战命令。
　　当美国轰炸机在天空盘旋着找寻目标时，海面上伪装成岛屿的日军运输舰，突然卸下掩蔽的油布，4门高射炮随即对美机进行猛烈攻击。
　　一场激烈的美日海空大战在大亚湾的海上和空中爆发。美国空军飞行员麦得利上尉驾驶飞机向日舰俯冲投弹，顷刻间日舰爆炸，舰首进水下沉。但位于舰桥上的小口径高射炮垂死挣扎，并击中了麦得利驾驶的轰炸机，飞机起火后在虎头门以东海面坠落。
　　当时，东江纵队海上护航大队队长刘培正带领队员执行巡逻任务，分队指挥员吴海看到几个降落伞在船队东面徐徐下降，他马上意识到是盟军飞机的飞行员在跳伞。
　　不久，5名美军飞行员在距离巡逻船队五六百米远的海面降落。刘培接到报告后，立即命令吴海带人换乘小船，人工摇橹迅速接近飞行员降落的海面，打捞美军飞行员。
　　此时，麦得利上尉与他的4名战友正分散飘落在海面上，刘培带领游击队员迅速赶到现场，将5名飞行员打捞上船来。
　　刘培伸出大拇指和食指，做了8和4的数字示意，美军飞行员很快意识到面前的游击队是八路军、新四军，非常高兴，从怀里把印有“我是美军飞行员，请你们送我们到共产党游击队那里去，以后酬谢”字样的手册交给刘培。
　　当刘培组织人员将美军飞行员送往安全地带时，虎头门海域出现了日军的空中护卫兵力，配合4艘快艇前来搜捕跳伞落海的美军飞行员。
　　美军飞行员在游击队枫木浪点休息两天后，由东江纵队政治委员林平派专人将他们送到南澳岛，再从南澳乘船到深圳的大小梅沙，历经日军的层层堵截，将飞行员安全转送到内地。
　　美国飞行员在离开枫木浪时，把身上所携带的短剑留下来送给刘培和护航队，以表谢意。不久之后，东江纵队政治部的《前进报》就发表了美军飞行员给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的感谢信。
　　岁月流逝，我们已经难以直观地感受到当年的战火风云。
　　唯一能够让我们体会的就是一封科尔回国后写给中国的感谢信。在信的末尾，科尔说：“中国的抗战赢得了整个世界的尊敬，我们美国人也为能够在战争当中和你们像兄弟一样战斗在一起而骄傲。无论是在和平年代还是在战争年代，我们和你们都是同志。”
　　（陈晓瑾摘自《小康》200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