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丐的哲学

　　11年前我们这届校友聚会后还剩了些钱，托一位在银行工作的女同学保管。大家渐渐将这事淡忘了。保管钱的同学最近提出将这笔钱作个妥善处理，大家很快达成共识：分给生活困难的同学。
　　我提出的人选是我的高中同班范良忠。上学那会儿，范良忠全家都在国营菜市场工作，那年月凭票买东西，我们找到范良忠，一份票总能买到两份东西。
　　范良忠8岁时没了娘，是父兄将他带大的。他们一家人都长得壮硕，性格粗豪，待人热情。范良忠个子不高，表情憨厚，反应稍有些迟钝，据说是小时候得过脑膜炎的缘故。他的成绩单上各科成绩都不佳，唯“劳动”这一栏总是优秀。每次教室做清洁，到农场学农，他的干劲最大。老师常感叹：“范良忠哪，你把这股劲用到学习上该多好！”他委屈地说：“在学习上使的劲最大了。”
　　高中毕业，范良忠子承父业进了菜市场，但没过几年，菜市场卖给了开发商，他失业了。有一年，我上街突遇大雨，慌乱中叫住一辆三轮车，蹬车人竟是范良忠。我一时很有几分尴尬，他倒是挺兴奋，坚持让我坐上去。他说他娶了个乡下女子，还有了个儿子；老婆也没工作，在家帮人熨衣服。交谈中他的两条壮腿将轮子蹬得飞快。到了家，我坚持付钱给他，他不肯要；我又请他到家里坐，他也不肯，说下雨天好揽客。趁他抬腿上车的时候，我将一张钞票塞进了他的口袋，转身就跑。他生气地踩着三轮车在雨里追，我躲在一个拐角处，心情复杂地看着他消失在雨幕中。
　　后来同学聚会，他没来。那天晚上大伙拥到一家歌厅喝茶，我出来打电话的时候竟看见了范良忠。他坐在三轮车上，眼巴巴地在等客。我问他为何不来参加校友会，他“嘿嘿”笑道：“自己没混出个人样，不好意思向老师交代。”正说着来了乘客，他向我摆摆手，三轮车“吱呀吱呀”地消失在霓虹灯下。
　　后来，范良忠到报社来找过我一次，想让我给他找份工作，最好是当门卫，他说最近两年身体不行了，干不了体力活。我挺为难，如今保安都要二十岁左右的，像范良忠这样年近五十、身体又不好的，哪家企业会收呢？我将难处如实说了，他“嘿嘿”地笑笑，临走向我要了本我写的书，说：“拿回去让我儿子学习学习。”
　　一晃两年，一天，我忽然接到范良忠的电话，他笑呵呵地说：“老同学，我得了癌症，活不长了，居委会说如果在报纸上呼吁一下，市民捐点钱，我的药费就不愁了。”我说：“你不会开玩笑吧，得了病还这么开心。”他老婆接过电话，也笑嘻嘻地说：“他是得了病，没那么严重，但医药费的确让我们伤神。”我找报社问了问，说是像这种情况只能靠社区帮他办医保解决，报纸呼吁市民捐款，通常要有个特别的新闻事件才奏效。我想了想，打算干脆自己带点钱去看看范良忠，表表心意。
　　结果，去看他的事竟被我忘到了九霄云外！
　　现在，我提议资助范良忠，大家一致同意了。
　　算来距他最后一次打电话给我也有一年时间了。我们几个同学一起乘车赶往当年的菜市场。印象中范良忠的家就在菜市场隔壁，黑乎乎的木板搭建的二层私房，他们兄弟几个结婚后也都住在这里。我们到了已变成大厦的菜市场，看见范良忠家仍在隔壁，虽然已变成三层水泥房，但简陋得像个仓库。
　　我不知他住在哪一层，便扯着嗓门叫他的名字。一个老太太走过来，说：“喊什么，人早就不在了。”我问：“到哪儿去了？”老太太说：“死了！”
　　我们如遭雷击：“死了多久了？”
　　有个女人在楼上探出头说：“他今年大年初二走的，你们是谁？”
　　女人是范良忠的妻子。得知老同学来造访，她热情地将我们请上顶楼。六七平方米的房里，搁了一张单人床，一个方桌，两把椅子，就没地方站人了。问起范良忠最后的情况，女人平静地说：“他患直肠癌5年，因为钱少，断断续续地治，进出医院五六次，后来癌细胞扩散到全身，治疗费一天就是好几百，办了医保也不够用。实在没办法只有回家，但他就是不肯出院，紧紧地抓住病床的栏杆，几个人都掰不开他的手。同病房的6个病友见他这样都哭了。后来他又要给你打电话，我只好哄小孩一样哄他……”
　　范良忠最终死在了他的蜗居。
　　我泪流满面，那一刻，我是那样恨自己，竟如此冷漠地忽略了他最后的呼救！
　　问起他的儿子，女人拿出一张照片，说今年考上了大学。女人笑着笑着就哭了起来，没有声音，眼泪成串成串地掉在地上。
　　大家拿出那份钱递给她，她收下后再三道谢。她说她同时做着三份家政，每个月收入一千来块，日子还过得去。待会儿她就要去雇主家做保洁。
　　回来的路上，我问同班同学邹永明：“你还记得范良忠的模样吗？”他说：“怎么不记得，他总是笑。”
　　范良忠留给我的也是一张憨厚的笑脸，我无法想象他拉住病床的栏杆不松手的样子。如今我不能不想，并永志难忘。
　　（彭　杰摘自《当代青年·青春派》2008年11月上，杜凤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