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词，就是一辈子幸福

　　为了纪念结婚60周年，约翰和我计划办一场小型聚会。我的思绪回到了大约半个世纪前的另一场聚会，那也是一个结婚60周年纪念日，主角是我的祖父母。聚会之前的一周，我一直忙于打扫房屋、擦窗户、借盘子。我曾激动地向一位清洁工谈论祖父母，清洁工是一位高大、沉默、做事干练的人，但对聚会一点儿也不感兴趣。“你想想，哈格鲁女士，”我说，试图让她也兴奋起来，“两人在一起60年了！”那边只听到拖把滑过地板的声音，最后，哈格鲁女士提起水桶，对我的话题做了评价：“和一个男人待那么久，真是可怕！”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在准备自己婚姻的第60个里程碑。如果说维持婚姻60年有秘诀的话，我觉得可以总结成一个词。在我的生命历程中，这个词已经是婚姻的一部分，也曾是一个我一直痛恨的词。
　　像大多数女孩一样，我也喜欢婚礼的场面——庆典上的鲜花、白色的婚纱、美丽的新娘……多么浪漫而奇妙！直到新娘对丈夫发誓“爱、尊敬和服从”时，我才发现：这不公平！真想大声喊：“我可不想服从！”我决定在自己和心上人一起走向红地毯时，改变这个承诺。
　　可是我的想法却没有实现。1947年，当我走进婚姻殿堂时，自己的誓言甚至更加不平衡地倾向于以丈夫为主。那是12月的一天上午，在瑞士日内瓦。我们的婚礼上没有伴娘，也没有婚纱，一家公民服务机构为我们主持，当时我们还是大学的学生。坐在坚硬的椅子上，我和约翰看着一张桌子后面的白胡子公务员，听他宣读标准的瑞士婚约，里面有令人惊讶的妻子必须服从丈夫的细节：丈夫来作所有的决定，丈夫控制经济权，决定孩子的教育！1947年的瑞士，女性的社会地位还很低。20世纪50年代，当我回到美国，“服从”一词在婚礼上出现得越来越少，到60年代，已经绝少听到。
　　后来，在婚礼上我再也听不到这个令人反感的词了。1965年，我们来到一家修道院修身养性，从修道院的窗子可以俯瞰美丽的哈得孙河。在一次祈祷课上，僧侣说，沉默是为了倾听上帝的声音。“‘倾听’的拉丁文，”他说，“是英语‘服从’的词根。服从上帝就是听他说话。”服从？这可是我一直抵制的词语！确实，如果服从意味着一方的意愿凌驾于另一方之上，就该反对。但是，它还有更深、更古老而真实的含义。
　　祈祷课后，我开始领会到，真正的倾听有多难。无论我们是在听上帝的声音，还是听别人的声音，我们自己的恐惧、设想和期望总会不期而然地冒出来。特别是丈夫和妻子之间，这些感觉总会被拉出来，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内在的声音，永远只谈论着自己的需要。
　　我们的生活一直在变化：我们从巴黎搬到了纽约郊区；我们不再骑自行车，而拥有了自己的汽车；我们不再在大学里教书，而是从事儿童教育咨询工作。
　　我们也在随生活而改变。教育咨询者的身份，展示了我们全新的一面。曾经陷入沮丧的黑暗之中的我，一旦走出阴影，就成了一位智者。我一直努力地去理解、服从——即使今天也是——这个不断变化的“新人”。而约翰知道我的困难，从来不给我压力，一直等着我慢慢地融入他的生活。
　　另一个改变是约翰涉足出版业。一夜之间，我们的房子里就满是雇员、未来的作家、会计以及他的合作伙伴。他们夜以继日地在家中穿梭，破坏我生活所需的宁静。我嫁给的那个作家，现在成了一个整天奔波和应酬的商人。
　　为了适应这些变化，我们都养成了倾听的习惯。哈得孙河畔那段休养后，学会倾听成了我们意识中的一种力量，而真正的一课却来自婚后不久。我们从日内瓦一个曾经富裕的家庭那里租了一个房间，那个家庭后来衰落到夫妻俩不得不自己外出谋生。在妻子和丈夫之间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委屈，我们不得而知，因为我们从未听他们谈到过彼此。晚餐时间是最糟糕的，丈夫和妻子脸色阴郁，沉默地面对面坐着，冰冷的气氛蔓延开来，仿佛轻声说句话都会打破什么东西。看到这些，约翰和我决定我们的生活不要像他们那样，我们学着说出自己的委屈，渐渐领悟到关于倾听的首要真理：如果没有人说，倾听毫无意义。
　　还有一个方法是散步。走到户外时，我们把问题也带入一个广阔的世界，问题也就变得很小了。我们满世界不停地走，练就了善于倾听的耳朵。约翰的出版公司占据了家里的空间，我们就逃到外面。他兴奋地和我谈他新的事业、将要出版的著作，我则对他诉说当我身着我钟爱的睡衣，陌生人进了屋子时的感受。我们彼此倾听，服从。
　　在庄重的场合，当我学着服从约翰时，我渐渐明白“爱、尊敬和服从”已经渗透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我不可能“爱”某个不存在的人，也不会盲目“尊敬”曾经的他——静态的“某个人”，而无视他现在的样子。只有当我们相互倾听时，才能给予对方爱和尊敬，那才是“服从”的真谛！倾听让我的耳朵成为自己最忠实的伙伴。倾听不是听那个昨天的丈夫，也不是听去年或者60年以前的那个人，而是感受那个迷人的、我每天早上能在餐桌上看到的、一个新鲜的男人。
　　（梅雨婷摘自《讽刺与幽默》2008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