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背面

　　年轻时读书，屡屡看到人们赞美“康乾盛世”如何了不起，“乾嘉学者”成就又怎么辉煌显赫。可是，当我多少知道一点历史事实时，对弘历却颇有一些大逆不道的腹诽。
　　首先想到文字狱。“朕不以语言文字罪人”——这是他亲口说的，似乎也还开明。可就是他，将文字狱这老把戏玩出了不少新花样。一是，持续达40年之久；二是，查办了130起；三是，大量屠杀平民百姓；四是，明知是疯子胡话，也照杀不误。
　　有个叫王肇基的疯子，作了《恭颂万寿诗联》，请地方官代献。弘历明知他是疯子，却认为“病废之时尚复如此行为，其平昔之不安本分、作奸犯科，已可概见，岂可复容于光天化日之下！”于是钦命“立毙杖下”。两年后，另一个叫丁文彬的，吵闹着非要见衍圣公，反而被搜出两部书稿《文武记》《时宪书》，被讯问时供词全是胡言。弘历得到山东巡抚报告，恐等刑部文书下达时，身体很差的丁文彬先死了，来不及惩办。于是特下谕旨“先行凌迟示众，勿任庾毙狱中”。这还不算，连丁文彬一些不知情的亲人也被处决了。见过书稿的，分别处以打大板和流放的刑罚——谁叫你们因为他是疯子就不检举揭发？这就是他的“圣恩浩荡”。
　　弘历神经过敏、疑神疑鬼，忌讳特多。动不动就说人家“狂妄悖逆”“复明削清”“谤及朕躬”。全国臣民，随时都可能以文字罹祸。所以，曾官居协办大学士的梁诗正，退休养老时，向人说了这样的经验：“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见无用稿纸，亦必焚毁。”其实，不留字迹稿纸，也不见得就能免祸，他可以钓鱼，可以搞株连。疯子丁文彬之兄侄连字都不识，谈不上“以字迹与人交往”，不也被杀了吗？被认为“悖逆”、违禁，即使死了，还要开棺戮尸，子孙都得斩草除根呢。
　　中国大地，只他一个人有充分的文字自由。全国的不自由，保证了他的极端自由。他大笔一挥，人头滚滚落地。为了炫耀他的文学才能，他没完没了地写诗。每有所作，便得到马屁精们的肉麻颂扬。他踌躇满志，自以为真的是诗歌天才。要纪事，要述怀，要写景，要送行，要作序，什么都可以诌上几句。祸国殃民的六下江南，更要到处题字勒石，以垂永久。可是，这位伟大诗人一死，他的诗便没人读了。刻在石碑上的，各地名胜都有。人们厌恶地概括出“乾隆遗风”的短语，用来嘲笑那些酷爱题写借以留名的恶劣习气。
　　持久、频繁的文字狱的受害者，绝不止那些被杀、关、杖、流的“罪犯”。文化专制主义的高潮，埋葬了千百万人才的创造力。一枭独鸣的代价，是全民族的失语。当文艺复兴后的欧洲正生机勃勃地开展产业革命，中国大地却在黑色恐怖中喘息，绝大多数文人只能从“钦定”的故纸堆里讨生活。乾嘉学者的成就，其实正是这种环境下的产物。文人的厄运，其实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弘历的文化专制与高压，不但阻滞了生产力的进步，而且强化了一种极其恶劣的传统，遗害深重。加上他继续实行封闭政策，诸如禁止制造大船出海和华侨归国，禁止内地商人越关贸易，中国社会便与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隔绝。
　　我们常说有许多世界第一，弘历的文字狱，直接间接涉及1.9亿人的命运，大约可算一个。在人类文化史上，他的所作所为，是应当大书特书的。弘历在历史上最主要的作用是：当地球另一片土地上创造文明新纪元的时候，他却千方百计将差不多同样大小的中国，装进罐头里。
　　他在“正大光明”的牌匾下坐了60年，给中国留下漫漫长夜。他个人确实是“十全”的，中国的良知良能——尤其是创造性思维却严重伤残了。
　　他“龙驭宾天”之后，后脑勺那根长辫子还缠住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包括做惯奴隶的读书人和文盲——虽然随着岁月的推移而逐渐减少。
　　（王丽雯摘自《各界》2009年第9期，CFP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