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外邻居们

不知不觉来北美已经多年了，跟随先生南征北战，搬了数次家，每个家都让我留恋不舍，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我的形形色色的邻居们。纽约的“外交公园”公寓
　　先生曾在纽约附近的大学里做博士后，学校所在区是个富人区，但是我先生的博士后工资不高，我们只能在这个区的一个最便宜的公寓租房子。这个公寓里住有各种各样的人，白人、黑人，蓝领、白领都有。
　　公寓的管理员是个厉害的人，也是个好’心人。他曾当过二十多年警察。公寓过去问题多多，偷窃抢劫，甚至开枪伤人的事情都发生过。每个管理员做几个月就走了，房客的退房率很高。后来公寓的老板出高价把这个老警察从别的公寓里挖过来。他来了以后，敢管敢赶，公寓里从此相安无事。我说他是好心人是因为他很同情那些讲西班牙语、非法来美国的南美人。
　　我们的公寓住有不少这样的南美人。按规定，每个公寓只能住一户人家；也就是两个到四个人。但是我们楼下的一房一厅单元里，却住了男男女女十多人。管理员也不管，对他们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管理员对我说，这些房客很辛苦，每天一大早起床工作，干的都是重体力活，做到晚上七八点，每天每人也只有一点钱。这些人大多数是听话的。
　　我们的公寓门口像个专售体力劳动的“跳蚤市场”。每天一大早，有各种雇主来挑人，有农场的，有搬家的，有伐木的。一大堆南美人就坐在那里让人挑，挑上了的就跟雇主走。我和我先生每天上班，他开车向南，我开车往北。我每天都看到多则有十几个，少则有两三个坐在门口，两眼直瞪瞪望着我们各自开车上班，我心里也说不清是同情他们还是怕他们，总之是不太好受。
　　有一次，我们的一个朋友从纽约市来玩，临走的时候发现他的钱包不见了。这朋友估计，钱包可能是在从停车场到我们家的三分钟的路上丢的，因为他在这路上掏过裤袋拿地址。我们在停车场找不到，他回家后也找不到，大家开始着急起来。钱包里虽然只有二十多块钱，但有一堆证件，有驾驶证、信用卡、学生证、借书证，这个信用卡要是被人乱用可就麻烦了。正当我为朋友不安的时候，第二天，在我们的信箱里收到一封沉甸甸的信，打开一看，这不都是我那朋友的一堆证件吗?谢天谢地，那信用卡还在，但是那二十多块钱就没有影子了。一看那信封上歪歪扭扭的英文字体，估计十有八九是我们的南美邻居做的事，我不知道该责怪他们还是感谢他们才好。
　　其实这些南美人邻居虽然穷，心地却是好的。有时我们从超级市场买菜回来，提着大包小包的时候，他们会主动过来帮我们提。我的6岁女儿学骑自行车，有两个人还过来帮她扶着练。我呢，每天见他们一大早起床，一群人瞪瞪瞪地跑出去干活，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不例外，我不由不生同情之心。他们也是人啊，跟我们一样，在异国他乡努力地挣扎奋斗。我和我先生并不富裕，靠上班挣那么一点工资，但比起他们，总是要好很多。我有时会炒了一大堆米粉然后分一半给他们吃。我女儿生日时，一堆小孩在屋里蹦蹦跳跳，我觉得对不起楼下的邻居，于是切下一大块生日蛋糕送给他们吃。他们还我的盘子时，盘子里盛满他们的南美风味的食物，豆泥、肉丸，还有脆饼等等。
　　我们在这个公寓住了一年半就搬家了。当我跟管理员道别时，他看着我那六个月身孕的肚子，马上说：“你不用清理你的公寓了，我会把你们的押金全部退还给你们。”我看着他，半信半疑了一会，我们上次离开佛罗里达州的家的时候，我和我先生使劲把那房子清理了三四天，才把我们的押金全部拿回来，这次有这么好的事，不用打扫就可以拿回全部押金了。我心里十分感谢这个好心的管理员。
　　我们在一个寒冷的清晨离开这个公寓，在公寓门口，又是一堆南美人站在那里等着雇主。我朝他们招招手，他们也朝我招招手。
　　维多利亚市的“海棠村”
　　这一次，我们把家安在了加拿大西部的维多利亚市。这是一个环境优美带有英国传统风味的小城市。我们在一个叫“海棠村”的地方买了一栋小小的townhouse，也就是那种和邻居连着墙壁的城市屋。我们的村里共有18户人家，有自己的村委会，自己的规矩条文，比如说，我们的前院要种些花，我们的房子不可以出租给别人等等。村里有一半是退休老人，家家都友好和善，庭院里都弄得干净整齐。
　　我们搬进去的第二天，有个叫朱丽莲(Julian)的11岁的小姑娘来敲我们的门。她一进来就自我介绍，然后就在我们的屋子里探头探脑地四处张望。她一看到我的一岁小儿子就马上和他玩起来。几天后，朱丽莲就成了我家的常客，她不但和我的儿子玩，还抢着帮他换尿布，拿奶瓶，我的儿子也很高兴地跟着她到处转。
　　朱丽莲爱跑爱跳，还特别爱爬树。她高兴的时候爬，生气的时候爬，伤心的时候也爬。有一天，一个在那儿住了10年的老人不小心摔断了腿，朱丽莲爬到树上哭了半天。朱丽莲在村里住了4年，村里18户人家她都很熟悉，连哪家的女婿做什么工作，哪家的单身女人的新男朋友叫什么名字，喜欢在哪里钓鱼，她都知道，活像个小侦探。
　　有一年暑假的一天，朱丽莲给每家发一张画得非常漂亮的请帖，邀请我们周末到村里的一棵大树下吃一顿“夏威夷之夜”的晚餐。请帖说明，来客必须穿“夏威夷风格”的服装，每家带一个热带风味的菜。到吃晚餐的那天，早上醒来以后，我那八岁的女儿就很兴奋，她吃完早餐后就跟朱丽莲和一帮孩子们准备Party(晚会)去了。他们到处借桌子、椅子、餐具，每张桌子还铺上漂亮的桌布，摆上小花瓶，插上他们采摘的野花。看得出，每家大人都支持小孩子们这次的活动。
　　我做了一大锅“凤梨炒饭”，我想这该是热带风味的菜了吧。至于穿，我们从来没有到过夏威夷，不知道什么是夏威夷服装，只好穿上干净T恤和短裤去了。晚餐上，很多人穿着花花绿绿的裙子和衬衣，不少女的戴花环或花项链，男的花衬衣加草帽，很有气氛。那些小孩子们，也就是那些“小侍应生”们也打扮起来，个个腰里穿着野草编织的围裙，头上扎野花。老先生挽着老太太的手，缓缓地进来，还煞有其事地对“小侍应生”们脱帽子鞠躬，像到五星级饭店吃饭似的。小孩子们忙着招呼我们，拉椅子倒水，写菜单上菜，像模像样的。尤其是朱丽莲，忙东忙西，完全是个小经理的样子。我最感动的是，朱丽莲特别叮嘱我们这些当妈妈的，不要帮忙，不要动手，今晚就让孩子们服侍我们。
　　和我们连着墙壁的邻居是一个退休老船长。老船长六十多岁，身体健壮。因为老船长为人厚道，办事认真，他搬进来不久就被选为村长。不幸的是老船长的太太没多久被诊断得了癌症，住进了医院。老船长跑了几个月医院，太太就去世了。我和我先生很难过，买了一束花去探望他。老船长接过我们的花，心情沉重地说了一番使我难忘的话。他说他过去是船长，长年在外工作，家里三个孩子都是太太带大的，他十分感谢他的太太。前两年他退休了，心想要好好地享受家庭生活，好好地陪太太一起到处去玩，还准备游中国的长城，谁知道太太得了病，这么快就去世了。看到他难过的神情，我的眼泪差点流出来，一缕对老船长的敬重之意油然而生。
　　我们在“海棠村”住了四年后，我先生的工作转到温哥华的大学，全家也跟着搬了去。村里规定，住户不可以把房子出租，除非有非常特别的原因。我们只好找村长，也就是老船长商量。老船长很同情我们的处境，特别说服村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批准了我们把房子暂时出租。
　　我们的房子出租广告一登出，就有三个高高大大的年轻大学生来看房子，他们一看就喜欢，也不讲价，就租下来了。领头的叫迈克，正在念犯罪学专业，毕业后就当警察，他说他们一定会按时交房租。我们想既然是预备警察，应该没有问题了吧，就答应把房子租给他们。签约的那天，他们来我家，我就开始罗罗嗦嗦了：草地要淋水，墙上不要打钉，要尊重邻居。也不知道他们听进了多少，只见他们一个跑到电脑前跟我女儿玩游戏，一个坐在地上跟我小儿子玩起Lego(玩具)。
　　我们搬到温哥华才两个星期，一个邻居打电话给我们，说我们的房客老是开Party，客人一大堆，车子就停在村里的通道上。过了两个星期，又有两个邻居打电话来，说我们的房客喜欢烧烤，总是弄得村里烟雾弥漫的，还老是放音乐到深夜，等等。我和我先生一想到我们给村里人带来那么多不便，真是羞愧难当。我们只好向邻居解释，又跟老船长商量对策，又对迈克软硬兼施。
　　正当我们为这些房客感到束手无策时，一场天灾替我们解了围。那年的圣诞节期间，维多利亚市下了一场60年未遇的大雪，积雪最深的地方有两米。我忧心忡忡，不知道维多利亚的房子怎么样了，打了两次电话回去也没人听。过了两天，老船长打电话来了，我以为那三个年轻人又干什么坏事了，但是这次老船长第一句话就是；“你们那三个年轻人这次帮大忙了。”原来这次大风雪中，这三个年轻人爬上屋顶铲积雪，他们不但铲我们房顶的积雪，还把全村其他人家房顶上的雪都铲了。那天，维多利亚有些房顶被积雪压塌了，我们村里却没事。头天晚上，这三个年轻人喝了几口酒，又在村里的路上铲起雪来，花了整整六个小时，硬是把一条从村里通往外面的大路给铲出来了。老船长强调说：“他们铲了六个小时呀!”这三个年轻力壮的年轻人，过去是村里人的眼中钉，现在成了大救星、大英雄了。
　　后来我们把房子卖了，交房子之前，我们回去看了一下。只见楼下客厅里放着一套健身器，屋顶上吊下来一个大沙包，看来迈克真是准备做警察。走到厨房看看，挺干净的，没有什么油烟，但是墙角堆着一堆比萨饼盒子和速食面盒子。楼上的客厅里放着一个很大的玻璃箱，箱子里有假山、假树，还有两条十寸长的蜥蜴。看到那两条绿色的、不时吐着舌头的蜥蜴，我头皮发麻。这时迈克走过来说：“嗨，这两条东西可爱吗，它们一条叫‘玲’，一条叫‘海’。”什么?“玲”和“海”，这不是我的女儿和儿子的名字吗?这三个真是调皮鬼。
　　我们在温哥华住了三年后，两个月前，我们又搬到美国加州。在洛杉矶附近的小城买了栋小房子，又有了新的邻居，说不定又会有些新的故事。
　　(黄小胜摘自《黄河黄土黄种人》2001年第12期)
（作者：李惠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