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天才梦

5毛钱稿费 变成了18支棒冰
　　
　　小学时我的作文就常常被贴出来，我很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被老师朗诵的作文是《我的志愿》。
　　那次我的志愿是要做企业家，坐着直升机去上班。老师替我投稿到一家纸厂的内部通讯。隔一个礼拜后的某一个下午，稿子刊登了出来，老师当着同学的面交给我5元的稿费,那是一张小小的纸条，写着5元的钢笔字，盖上学校福利社的印章，活像庙里的签条。
　　接下来3分钟的下课时间，没有人要去打球，或者撞来撞去……十几个男生和谐地在福利社吃着零食，每个人都心怀感激地看着我，我得意极了，5块钱甚至都没有花完，福利社值班老师找给我一个5毛钱硬币。整堂课，我兴奋地摸着那个黄澄澄的5毛钱硬币，做着打算。
　　一下课，我立刻跑到学校后门外的小店。那家小店卖各式各样学校允许或不允许的东西，我咬着手指头，有点犹豫:小店的老板看出了我的迟疑,告诉我:
　　“要不然你抽纸签就好了，不要买棒冰。一样有机会得到棒冰。”
　　“可是……”
　　“学校规定不能买棒冰，又没有说不能抽签。”老板进一步怂恿我。
　　“可是万一抽中了，得到许多棒冰，怎么办？”
　　“你又不是故意的。万一中奖，只能算是命运的安排。”
　　“好吧。”我做出勉强同意的样子。没多久，我抽中了6支棒冰。我有点惊慌失措，和老板商量，把棒冰再换成纸签……等到了上课钟声响起时，幸运之神一共为我带来了18支棒冰……事情已经变得完全无法收拾了，老板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一股脑儿地把棒冰统统塞给我。
　　我无可奈何，赶紧冲回去把那一些还在吃着零食的男生全都叫了出来，请他们帮忙把棒冰带回教室，—个人至少可以照顾1到2支棒冰。
　　我很快明白，棒冰最大的灾难不是传染病，而是它会滴水:老师在讲台上哇啦哇啦地讲着，全班十几个男生，不时低下头去舔一下桌子底下最危险的那一根棒冰。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一滴一滴的水从课桌底下滴了下来，下雨似的。
　　最先出事的是坐在我左边那个胖子。
　　“上课还吃棒冰，给我站起来。”
　　老师本来只是对着胖子生气地说着，没想到，她才说完。全班的男生都站了起来，差点没把老师给吓昏……
　　
　　校园风波 像是侏罗纪公园
　　
　　那次事件之后，我的作品依然被贴到墙壁，也受到推荐，不过学校改变了一些做法，只愿意发给我作业簿、铅笔这类无聊的东西。
　　我开始向外投稿，并初步打算专攻校园风波那个专栏。我开始设计让小狗跑到我们班上来，或者有时候让蜜蜂蜇伤令人讨厌的老师，再不然就是校长跌倒了，下巴上打了石膏。一时之间，全世界最有趣的风波都发生在我们校园里，在我笔下，我们的校园变成像侏罗纪公园那样随时可能发生灾难的地方。
　　报社寄来了稿费，竟是10元邮票，我有点怀疑是不是我以前的纪录被报社知道了。随着校园风波愈写愈多，采用的稿子愈来愈多，结果我的邮票也就愈来愈多。我像马尔克斯笔下小说《百年孤独》里面晚年打造金鱼的邦迪亚上校一样，人家用2倍的金子换他的金鱼，他只好收下黄金接着打造2只金鱼，又被以双倍的黄金收买，只好再打造4只金鱼，然后是8只、16只……稿子刊出来的快乐愈来愈短暂，累积愈来愈多的邮票却让我长期困扰。
　　有一天，台北报社编辑来信称赞我，要我再接再厉，努力创作。老师很高兴，觉得与有荣焉:“你到底写了什么好作品？明天带来给大家一起分享吧。”
　　我抬头看看她，怎么能让她看看我的“好”作品呢?上个礼拜她才在校园风波里面被蜜蜂叮到，肿了一个大包。
　　唉，过了很久以后回想起我的母校，实在是一个普通又平静的小学。校园如果发生过什么风波的话，大概就是我所做的那些蠢事了。
　　
　　中学藤鞭 施给学生成人的痛
　　
　　我记得一进中学，班费里面就有一项是买藤条送给各主要科目的任教老师，藤条非常有弹性，打起来特别痛，通常只要打一下屁股就会出现瘀青，一旦打两下以上，鞭痕重叠的部分立刻皮开肉绽。
　　被打的压力是全民性的，成绩好的同学有好的打法，成绩不好有不好的打法:每个同学依照资质优劣程度各有不同最低标准分，低于标准分以下就得挨打。像我的数学标准分是98分，数学考卷一发下来，如果考题有50题，表示我还有错1题的喘息空间，万一试卷只考33题，错一题立刻变成了必须挨打的97分，我等于变相地被要求考满分，好学生如此，更不用说成绩不好的学生了。最惨烈的状况往往是一整堂课老师都在打学生，教室变成了刑场。成绩太离谱的学生，受不了十几下的藤鞭，在地上连滚带爬，爬出了教室。老师在身后大喊:
　　“好，你厉害，知道我不在教室外面打学生。你有种爬出去，就永远不要再进这个教室来。”
　　学生怕打又怕威胁，把头转进来，可是屁股仍然留在教室外面。双方就这样僵持着。
　　那时候我读着当代小说里面深沉的世界，愈读愈觉得人的世界都是一样的，并不因为是儿童、青少年或成人就有什么不同，成人或者是小说世界里的苦闷，我几乎都可以在生活里找到呼应。后来学了统计学，我有一点想追究，所谓的玉不琢不成器，到底是真理，或只是不堪细究的某种信仰?所有这些挨了藤条的孩子，到底有几个人如父母所期望地成功了?如果他们成功了，有多少是来自藤条的帮助?
　　
　　青春的祭坛 要医师不要作家
　　
　　上了高中以后，就不再遇到打人的老师了。可是很奇怪，虽然说没有人用藤条逼迫你的功课，你却可以感觉到有种气氛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愈来愈严重。
　　我一直记得小学时，老师问我说:
　　“你这么聪明，为什么不做点别的更有用的事?”很神奇地，高中老师也讲一模一样的话，一点也不因时光过往而有所改变:
　　“你又不是功课不好，为什么不把时间放在有用的事情上面?”
　　有用与没有用这样的命题对我的困扰愈来愈严重。特别是当同学都躲回家里准备学校的考试，我却还来回奔波在印刷厂和制版厂之间校订着即将出 刊的班刊，或者是为班上的运动会设计班服及班旗时，我对自己到底在做什么愈来愈觉得迷惑……
　　终于，班刊搞砸了。一时之间，怨谤之声鼎沸，我变成了拿别人的钱出自己风头的人。我的成绩也一落千丈。
　　温和的父亲看到成绩单时显然愣了一下，不过他最激烈的反应也只是问我:
　　“我有没有看错，是第1名，还是第3名?”
　　“是13名。”我淡淡地说，低下了头。
　　“你知道是13名，”爸爸缓缓地把成绩单还给我，“那就好。”
　　我开始怀疑自己。如果我的一生是一个工程师、一个医师，在我临终时，至少可以清楚地指出，我完成了哪些工程，救活了哪些人。可是如果我是一个作家，会不会只留下一些没有用的喃喃呓语，连我自己都没有把握是帮了人或害了人呢?
　　高中最后的一年，我停掉了所有的课外活动。我不再写东西，不在班上主动发言，或谈论任何和考试不相干的事。8月份，我的名字出现在大学联考医学系的放榜名单上。
　　爸爸很高兴，在家门口挂起了一串鞭炮。烟雾弥漫中，我有点感伤，觉得很不划算。我想起我失去的青春年少再也回不来了。
　　（刘星摘自《海外星云》2002年第24期）
（作者：侯文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