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二月里一个寒冷的日子,加拿大安大略省巴里市阳光灿烂,积雪的车道像钢铁般闪闪发光。我前往皇家维多利亚医院探望一位邻居。到达暖洋洋、橙黄两色的老人病科病房时,禁不住舒了口气。
我跟七十岁的葛特以及她丈夫比尔聊天,听到了助步器挪动的声音。我抬起头,见到一位白发老人在朝我们走过来。他的脸很苍白,满是皱纹,似乎老得像金字塔,但浓眉下小小的灰眼睛炯炯有神。
比尔站起来,说:“雷吉,过来在这椅子上坐下,我来帮你。”比尔已七十二岁,但比起来显得很年轻。“呸!”雷吉说,“我用不着你帮忙,小伙子。我还行。”
比尔介绍我认识这位九十五岁老人。我跟雷吉握手,感到他的皮肤仿佛是旧羊皮纸,骨头像脆弱的水晶。我从未见过这么老的人。
过了一会儿,雷吉讲起他的妻子维多利亚。维多利亚和他结婚六十一年,二十年前去世了。
他们以前住在多伦多,有两个儿子,家里有各种“现代化”设施,譬如抽水马桶、煤气灯,夏天还用上冰车。他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时间结婚、生养儿子。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雷吉已经不大记得了。“那时我很年轻,”他终于说,“曾在厨房为部队做饭。”
“第二次大战我倒记得很清楚,好像就发生在昨天,我仿佛仍然听到大炮、飞机和小船的声音。爆炸声真可怕。在诺曼底海滩上,我的朋友像苍蝇般纷纷倒下,一分钟前还活生生的,再往前冲,转眼间就死了。海水冲洗海滩上的血,却怎么都冲不干净。”
“我不喜欢回忆那些日子,太叫人伤心了,”雷吉摸着自己的胸口说。我真担心他会从椅子上摔下来;他看起来实在太虚弱了。稍后,我获悉雷吉每天都出来看望葛特和其他病友。他是老派人,在他们那个时代,人人恭亲睦邻。
第二天上午,比尔突然来到我家,让我大感意外。他递给我一个皱巴巴的纸袋。里面有一枝粉红丁香,花瓣的边缘已有点发黄。还有个字条。
从笔迹看得出,写这字条的人写得很吃力。有些字很大,东歪西倒;有些字则很小,扭曲变形又模糊不清。白纸上的句子弯弯曲曲,简直不成行:“请恕冒昧。我爱你。你能否考虑做我的情人?永远爱你的雷吉纳德。”
那天正是二月十四日情人节。我很感动,望着比尔。他说:“你昨天离开之后,雷吉就向护理员要了花和纸,但不肯说明做什么用。然后他就写这字条,花了很长时间才写好。他在等回音呢。”
我拥抱了比尔。“请你告诉雷吉,能够做他的情人,我感到非常荣幸。我会在今天晚些时候去看他。”
当天下午,我坐公车去医院。事前我买了一束紫罗兰和一张蓝金两色的情人节卡,卡上写着:“玫瑰是红色的,紫罗兰是蓝色的,糖是甜的,但不如你甜。”
我又来到了葛特的病房,寒暄之后,我问他雷吉可好。比尔垂着头,轻声说:“他今天上午过去了。”
两天后,我来到殡仪馆。房间里灯光柔和,雷吉纳德安详地躺着,周围站着他的两个灰发儿子,以及儿子的孩子和孙子。他再也不是个衰弱老人,再也不会顽强地扶着助步器去探望“邻居”了。
我双眼噙着泪花,把卡片和花束轻轻放在这位难忘情人怀中。
今天,许多个情人节过去了,我仍然记得在那个情人节学到的珍贵道理:人的精神永远不会老,而且可歌可泣;青春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岁月永远不能摧毁我们的勇敢行为和浪漫情怀。
(毛雪摘自[美]《读者文摘》中文版2002年第8期)
(作者:沙曼·英德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