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露狂年代

　　2007年春天，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校园枪击案发生时，研究生阿尔巴古蒂违反人类逃生本能，不但没有迅速离开现场，反而拿出他的诺基亚手机，像个勇闯火线的战地记者，往枪声连连的教室大楼匍匐前进，开始拍摄。不到半小时，他的41秒记录已经被有线电视新闻网重金买下，全球播放，同时也上载至YouTube网站以及他自己的博客，点击率当晚即累积百万人次。媒体与科技业者同声庆贺，这是市民记者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时代，人人都可以是现场的新闻见证人。
　　没几天，美国全国广播电视台收到了枪击案元凶赵承熙的邮寄包裹，里面包括长达23页的宣言、43张照片和28份录像数据。当然，他的影片很快上了荧幕，让全世界亲眼目睹到了他的愤怒与失落。赵承熙不假他人之手，自己“访问”了自己。他，也是一个市民记者。
　　欢迎来到YouTube年代。前不久，世人还在讨论Google如何从此改变了我们的知识地貌，如今科技形式又一次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内容。
　　在这个人人记录、人人寂寞的博客时代，越来越多的产品必须冠以一个英文小写字母“i”（大写的“I”为我，小写的“i”为小我），以彰显看似微不足道的个体，强调他们的独立存在，颂赞伟大的个人力量。
　　权力分散，去中心化，价值多元，让美国《时代》杂志两年前根本选不出一个年度风云人物，最后，他们只好说，那个人就是“你”。因为这是一个“小我”的新世界，“你”——也就是“我”——才有资格主宰。
　　我们的确已经步入一个人人自创频道的时代。由于现代人学会了怀疑国家政府与主流新闻媒体，我们更愿意相信业余者的说法。
　　YouTube崛起，更狂卷起一股小我风潮，世界各地的业余爱好者兴致勃勃制作不同的影片，非职业化的拍摄手法结合了自我暴露的渴求，勾引了观者眼见为实的信仰。我需要你看见我，你需要我看见你，两股欲望扭成麻绳，强力拉动着每个小我征服世界。点击率成了最新指标，只要是大家都想看的东西，就是好东西。
　　就某方面而言，研究生阿尔巴古蒂与本·拉登、赵承熙乃至把激情照贴上网络相册的台湾高中男生，都分享了相同的心态，他们都追求个人的网络点击率。这已不是旧有认知中所谓精英文化对抗大众文化的拉锯战，而是小我要求被注意的锐利尖叫。
　　让别人看见，在网络时代成了个体实践自我的最主要手段。于是，从电视实况节目、网络真人秀到八卦网站，许多个芙蓉姐姐、许纯美从不知名的角落冒出，靠着敢秀就能红的不二法则，即使只是暴露自身的人性，便成功攫住众人的目光。
　　不光无名小卒在网络空间施展如此策略，甚至精英名流也不自觉地借由曝光私人生活细节，以追求民众对个人的认同度。当法国总统萨科齐开始约会模特儿出身的女歌手布吕妮时，他们的罗曼史活脱脱一出电视通俗剧，天天在法国民众面前上演。当法国民众担心他们的年轻总统只知道吃喝玩乐、穿华服追女人、镇日不务正事时，萨科齐正大光明地解释说，他只是比他的前任更诚实，更像个人，至少他不会学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搞个私生女，却十八年不让她曝光。
　　此套人性化的哲学，不仅冲击了向来严肃的法国政界，连总是冷酷刻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被发布了一些他打赤膊钓鱼的肌肉照，搞得全俄女性晕乎乎的。至于台湾地区，人们早已习惯了政治人物天天在民众面前哭泣、下跪、杀鸡头、跑步秀大腿。政治在台湾地区，形同演艺事业，时时演出实境真人秀。
　　乍看之下，政治人物之所以忽然人性化，似乎与20世纪以来的反英雄主义有关。反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因为他们不似古代英雄遥不可及、几近神祇，他们有血有肉，会受挫也会心痛，他们跟你我一样都是人。
　　然而，以前形象总是坚不可摧的名人开始人性化，更大的原因是社会的沟通媒介正急速地改变，人性的私密细节已经成为一种新兴的商品与市场手段。
　　以前社会沟通的成本高，且单向地由上往下。由于网络与影像科技的繁荣，参与的成本降低，渠道平等而多元，个人博客丛生，YouTube、MySpace与Facebook这类网站提供给无名大众展现自己的机会，表达自我已经成为最新的文化主题。通过可以拍照摄像的手机、通过无须冲洗的数码照相机、通过廉价的录像机、通过网络，人们不断记录且公布自己与周围朋友的生活片段与私密想法，以达到自我表达的目的。
　　“我秀，故我在”，已经取代了“我思，故我在”，成为人类存在的本质。于是，一种新形态的暴露狂主义诞生了。人们因此自愿或被迫地分享许多陌生人主动公布的生活细节，从电影品位、性幻想对象、心情故事到日常流水账，无所不包。
　　当“自我表达”对等于“自我暴露”时，实时感——或说现场感——便成为最重要的美学价值。影像业余，文字青涩，都无所谓，重要的是“我在那里，看见了这个，做了那个”，捕捉瞬间，记录永恒。公众新闻的表述方式也跟着改变，一些主流记者开始采取电报文体，发手机短讯。现场转播才是关键，如同“市民记者”概念的盛行，信息的挑逗点在于“我在那里，我看见”。
　　暴露自己，也暴露别人，就是暴露狂主义的时代精神。
　　暴露狂主义在主流媒体中的表现就是狗仔队文化。狗仔队在现代媒体中的功能就在于揭露名人的隐私。表面上，名人深受其苦，事实上，不少名人也利用了暴露狂主义，譬如在狗仔队镜头前演出崩溃闹剧的美国歌星布兰妮。从去年开始，在狗仔队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的全面跟踪监视下，布兰妮暴露下体、理光头、拿雨伞戳人，最后干脆跟一名狗仔摄影师交往。这些失控的画面在网络上铺天盖地，竟然制造了所谓的“布兰妮经济”，价值高达1.2亿美元。
　　点击率成为判断人气的指数，而不再是欣赏、认同或喜爱。
　　更值得深思的问题是，那些我们在网络上读来的信息究竟可不可靠。每天每时每分每秒，就在我们说话的这一刻，全世界各地都有人正在键盘上飞快地敲进新的信息，而另一些人正在搜寻他们刚刚写下的信息。
　　网络正在改写人类的知识体系，而且才刚刚开始。当网络开启了一道门，让知识免费流通、信息自由发布、意见免除审查，网络便逐渐成为人类的集体记忆库。人们去网络上查询信息，就像以前上图书馆找资料一样。然而，这个日渐庞大的记忆库，如同以往人类的历史记载，已经难以避免地充满了人为的操弄与虚伪的记录。
　　如同我们当年对大型机构与主流媒体有所质疑，现在对网络上所搜寻来的知识与信息也要小心看待。当年大型机构与主流媒体的问题是垄断性的权威，所以当网络被发明出来时，仿佛是在一池静水边上开了个口，令新鲜泉水流入。而今，这股泉水汇成大河，成为众人饮水之地。当河面加宽，河流加深，奔向大海之时，难免夹带许多未经筛选的杂质，影响到知识的纯度。
　　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网络1.0版，当时只算另开了一个传媒管道，如今的网络2.0版鼓吹全民上阵。人人去维基百科撰写知识，开博客抒发生活心得，上YouTube贴自己不雅的照片。缺少了传统的专业把关者如编辑、学者、教师，网络上充满了各种来历不明、未经查实的文本。
　　由于网络的匿名性，让文本来源更难查证。网络空间早已不再无辜，大型企业、公关公司与政府机构进入维基百科改写自己的档案，或开设看似独立的博客宣传自己的主张。每回随着大选迫近，参政的美国候选人在维基百科的个人档案都会遭到对手篡改或添加负面暗示的字眼。
　　不像传统媒介，所有作者与编辑都身份公开，公司注册有案，若是报道不实，你随时能上法院控告该公司与责任编辑；在网络上，你找不到负文责的对象。
　　匿名性让网络轻易成为人格杀手的天堂、知识的百慕大三角。
　　因此，质疑网络2.0版革命的人如美国作者安德鲁·基恩宣称，今日的网络是“业余党”的天下，我们活在一个“白痴专权”的时代，知识产权不受重视，传统文化产业工作者纷纷失业，人们不再能通过作音乐、写文字、拍影片来过活，因为所有人都在做音乐、写文字、拍影片。这是一个没有观众的年代，因为全部观众都上了台。最后，只独丰厚了不负责生产、不负责付费、也不负责后果的网络平台提供者如Google、YouTube、MySpace、维基百科等等。
　　就像饮食必须注重均衡一样，如果说传统信息产业不该是我们偏食的对象，网络也不应成为我们获取信息的唯一来源。尤其是活在一个暴露狂时代，主动暴露的信息与遭到隐藏的信息一样，都需要我们积极追究与冷静思考。
　　并且，获得信息从来不是学习知识的终极目标，而是如何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做出有益的决定。
　　（徐　捷摘自《读书》2008年第11期，黎　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