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改24年

　　祭
　　谈起医改，我首先想到的是4条消逝的生命——在轰轰烈烈的24年征程中消逝的平凡的生命。他们的死散发的意味是如此凄凉而浓烈，以至于每个在世的人都该思忖：我们这些“苟活”者，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2007年2月22日，湖北省公安县埠河镇万众村村民陈正先与姚元香，相拥投江。
　　这对情深意笃的夫妇，在病历本的最后一页留下遗言：“双方的哥哥姐姐们，不要为我们难过。陈泽彪的亿干（乙肝）和去和从（何去何从）。妈妈，孩儿们不孝，对不起了。正先和元香不分东南西北永远在一起，江水是我们的家。”（注：原文如此）。遗体被打捞上来时，一根捆在两人腰间的麻绳，见证了他们共死的决心。那时，丈夫才38岁，妻子才34岁，下有12岁的儿子，上有78岁的老母。
　　是什么令他们断然丢下一切？
　　疾病，以及由疾病带来的沉重负担。
　　那年正月，身体虚弱的陈正先去医院检查。结果叫他大吃一惊，他患有血吸虫病、乙肝、肾结石等几种大病。这几种病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陈正先的妻子长年坐骨神经痛。2005年，儿子也因乙肝病倒住院。这次看病，共花去10500元（其中4700元的住院费按30％以下比例报销，最终拿到手的报销款为863元）。儿子住院的开销对于这个家庭，是难以承受的负担。
　　虽然穷，但穷人的傲骨他们有！邻居们回忆，陈氏夫妇“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借钱”。然而，老天爷成心要折磨这对苦命人：2006年，他们种的作物遭遇了虫灾和水灾，为了充饥，不得已连预备来年用的小麦种子也吃掉，只好从邻居家借了90斤麦种。
　　但他们永远看不到“来年”了，怀着对高额医药费的恐惧，对苦涩人生的倦意，他们舍弃了今生。
　　另一个生命的消逝，同样令人惋惜。他叫戴春福，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是福建中医界赫赫有名的临床医学专家，他的著作《一病一方学》在业内很有影响。然而，2005年8月12日下午3点，悲剧发生了。当地媒体报道：“当时在二楼专家门诊上班的戴教授，被人连捅几刀。戴教授边喊边逃到楼下，凶手在追赶过程中继续对其施暴……戴随后被送往附近另一家医院抢救，最终不治身亡。警方称死者身上共有14处刀伤。”
　　凶手杀人的理由是“患了十多年的慢性前列腺炎，久治不愈”，十年前戴教授曾经为他看过病，“我怀疑他是骗我的”，遂起杀心。
　　戴教授身后的故事，更令人欷歔。尸骨未寒，网络上却骂声四起：“只怕还不够，还要多几个死在患者手里，才能惊醒那些麻木不仁、顶着白衣天使的光环却只知道往自己兜里搂钱的医生！”学生与家人含着泪水送别的爱吹洞箫、喜欢《高山流水》的戴教授，在另一个话语体系里，却被作为医患关系紧张的替罪羊推上风口浪尖。
　　“名医被杀为何一片叫好”，南方一家报纸以此为题作了深度报道，道出一个时代的问讯：“我们的医疗，到底怎么了？”从“医者父母心”到“仇视医生”，医生凭什么承载一个时代的怨怼？
　　“看病难、看病贵”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看一次感冒，动辄两三百元；大医院照个CT，没有500元下不来。那些患上大病、重病、急病而囊中羞涩的人，那些风华正茂却面临病魔威胁的人，往何处安身？
　　顾欣，作为第4个要祭奠的对象，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小顾，曾与你我如此接近，他简直就是我们的兄弟：爱唱歌，“粉”羽泉；爱篮球，“粉”姚明。他发病前刚刚大学毕业，在搜房网工作。怎奈白血病从天而降，第一个月，父母筹来的8万多元全部花完；第二个月，父母回家卖掉了住房和赖以维持生计的废品收购站；第三个月，只能靠借款了。
　　30万元钱让顾欣的病情稳定了5个月。可短暂的5个月后，他还是离我们而去了。关键的原因，与他没有选择目前公认的成功率较高的治疗方式——骨髓移植有关。他选的是保守治疗，这种治疗方式费用低廉得多。基于同样的理由，他没用缓解率达60％的进口药，而只用了缓解率只有30％的国产药。
　　顾欣在去世前口述了一封绝笔信，主题为“谁来拯救我的父母”，于2004年年底感动中国。此信字字血、声声泪：“谁来帮帮我的父母，让他们能无牵无挂地活着，别为了几辈子都还不上的债务……”
　　8万元，很短时间内大家的爱心如潮水般涌来。理性的呼吁也在悄然兴起，超越了单个的“顾欣”，关注到千万个“顾欣”的生死悲欢：“光靠社会民众自发的关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早日建立起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拯救可贵的生命，让生活中少一些悲痛的泪水。”
　　记
　　新医改势在必行。
　　其实，自24年前医改启动以来，争议一直不断。
　　1985年被称为“医改元年”。这一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提出“对卫生医疗机构实行放权、让利、搞活，实行鼓励创收和自我发展的政策，改革收费制度”。
　　有关部门的初衷是好的，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在日后的流变里，为患者所诟病、为社会所费解的现象，开始出现。
　　医师走穴　一些三甲医院的知名医生，利用节假日私自外出诊治病人，所得外快甚至超过其工资，由此引发了不少纠纷。2002年北京市丰台区法院就曾判决一个案子，被告北京某医院须赔偿原告损失达60余万元。原来，河南某药厂职工侯某被确诊为脑瘤，需做开颅手术，将希望寄托于北京某知名三甲医院的专家薛某身上。谁知薛某安排他入住的却是另一家医院，即被告医院，规模、设施相对落后。手术中，被告医院突然停电，只能用救护车拉着侯某家属去买发电机。术后，侯某整整昏迷了5个月……败诉后，医院承受了巨额的经济损失，而患者及家属要承受的痛苦，则可能是一生一世。
　　药价虚高　有的医生有着几十年的经验积累，加上医疗行业风险高、责任重、强度大、所得与付出严重不对等……强烈的心理预期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成了一些医院、医生“以药养医”的根源，长期以来实行的“医药一家”的体制，则为“以药养医”提供了土壤。药价真那么高吗？让我们看看云南省宣威市副市长徐天荣的作为：为减轻百姓负担，她曾一举把头孢他啶粉针消炎药的价格从103元砍到13元。徐市长不由得感叹：“药品就是一块唐僧肉，每个人都来咬一口。”国内一家大型药品企业的医药代表林先生也曾公布过一份药价清单：“很多药走完所有程序至少加价10次。有一种药，厂家卖给医院是3.8元，到患者那里，售价达到98元。还得想尽办法让医生用你的药。”
　　还有“点名手术”、“特殊护理”、“特殊病房”……
　　医院是公益性还是经营性的？是以救死扶伤为己任还是该金钱至上？不平之声愈来愈大。
　　2005年的“550万元天价医疗费事件”，以无以复加的戏剧性、颠覆性，将医疗领域的黑幕推到众人面前。“住院67天花费140万”，“短短一个月内，给病人输入的液体多达1吨，护士长每天催着要钱”，“光是一个医院的出诊费就花了30万元”，猛料频出。而这一切，换来的是“昂贵的死亡”。
　　这一极端案例反映出的剑拔弩张的医患关系，为金钱折腰、不惜代价的过度治疗，医德滑坡、制度缺陷……在中国医疗史上写下了发人深省的章节。
　　“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是《红楼梦》里伤春的场景，而静默的医生群体，何尝没有苦衷与悲鸣？前面4个人的悲哀，也不言自明。在不完善的医疗体制下，无论患者、医者，均是“身不由己，以身相殉”的弱者。
　　我们的医疗体制亟须除旧布新！
　　伴随如下标志性事件，新医改进程加快：
　　2003年，“非典”暴露出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薄弱环节，学术界开始反思1997年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2005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报告，直言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总体上讲是不成功的”。
　　2006年6月，国务院筹划启动新一轮医改；9月，16个部委组成的医改协调小组成立。2008年10月，《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征求意见，共收到反馈意见3.5万余条。
　　2009年1月21日，经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新一轮医改方案正式出台。
　　计
　　如评选2009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卫生部部长陈竺应居其一。从2007年6月以无党派人士身份接任卫生部部长以来，他就一直活在聚光灯下。
　　他是学者型官员的典型。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美国科学院院士，均表明其学者身份。54岁，知天命之年，陈竺从政了。著名的妇产科医生林巧稚曾蒙父亲教诲：“不为良相，则为良医。”陈竺则将两种重要的职责担于一身。
　　目光深邃，神情凝重，若有所思，是陈竺的经典表情。一线医师的经历，使他对基层医疗人员的苦楚感同身受；而青年时的插队经历，也让他深谙百姓之难。2009年3月，陈竺参加了全国政协医卫界委员联组会议，慨然谈道：“要从人格上也从收入上尊重医生。亚当·斯密说：我们把自己的健康托付给医生，把自己的财富，有时还把自己的名誉和生命，托付给律师，这两类人，是应该特别受尊重的。但在我们国家，医生还要为接近教师的地位而努力，我觉得这是很不理想的一种状况。”在谈到乡村医生还拿着几百块的补助，拿到这点钱还很艰难时，他的眼泪要掉下来了，他说：“一定要为这支队伍做点什么。”
　　但陈竺明白，身为一国卫生部部长，自己的使命绝不限于做同业者的守护神，更要守护这一国百姓的健康。“对医院院长们，我就要更多地强调公益性和让人民群众得实惠。如果院长只关心医院的收入和医生的积极性，那就不对了，你（院长）本人，首先要关心如何应答群众基本的医疗需求。”“我很希望大家从这个大格局当中，看到自己的使命，也使自身获得发展。”
　　这也是所有参与新医改方案制订人员的愿望。
　　3年间数易其稿、征求亿万网民的意见、平衡错综复杂的利益相关方关系……2009年1月21日，承载着13亿人希望的新医改方案正式获得通过。
　　大政须为苍生计。新医改方案和之后相继出台的具体措施中的亮点，令人兴奋：
　　它争取到了8500亿的“投资”。
　　它承诺，从2009年至2011年，我国将为约1.1亿符合条件的65岁以上老人进行免费健康体检；为4800万婴幼儿进行生长发育检查；每年对1600万孕产妇做产前检查和产后访视。
　　它树立了远大的目标：到2020年，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基本建立。这就是让13亿人为之振奋、世界为之震撼的“全民医保”的蓝图。
　　曾经困扰过陈正先父子的乙肝问题，如今得到了回答。根据新医改方案，从2009年开始，国家将免费给15岁以下人群补种乙肝疫苗。我国是乙肝高发国，疫苗的免费接种将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感染率和病毒携带率。农民无钱参保和最高限额过低问题，也会缓解。2010年，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120元，增幅为50%；2010年，新农合最高支付限额，将逐步提高到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倍以上。对于城市居民“顾欣”们来说，生存下去的希望也大多了：2010年，城镇职工或居民医保最高支付限额分别逐步提高到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6倍左右。“儿童白血病，将考虑列入大病统筹。”
　　于广大医务工作者而言，新医改也传递了积极的信号。4月6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下简称《意见》）中，明确指出，通过实行药品购销差别加价、设立药事服务费等多种方式，逐步改革或取消药品加成政策，同时采取适当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增加政府投入等措施，完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这被很多人视为从“以药养医”到“以技养医”的转折。
　　《意见》同时指出，要稳步推动医务人员的合理流动，促进不同医疗机构之间人才的纵向和横向交流，研究探索注册医师多点执业。但“多点执业”不等于“医生走穴”，要“有组织、有计划、有层次、有步骤”地进行，防止无序。
　　对工程浩大的新医改，外电和港澳台媒体给予了高度关注。美联社报道指出，中国医改的目的在于增加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加强监管，为全体民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廉价的医疗卫生服务。而香港《星岛日报》则于4月7日发表社论称：“金融海啸打击全球经济增长，多国政府都倾注大量公帑救经济保就业，中国也不例外。花钱改革医疗制度，切合社会所需又助推经济。”“香港医疗服务机构和志愿组织，可以与内地多沟通，探讨如何配合内地的改革需要来掌握发展机遇。”
　　济
　　新医改要面对的绝不是一条康庄大道。
　　13亿人的基本医疗保障，是世界性难题。如何让8500亿的每一分每一厘都发挥最大效用，才不辜负纳税人的期望？如何切实地面对医务人员关心的问题，使其供得起房子、养得起孩子，过上有“基本尊严”的生活？如何避免重回“医疗大锅饭”的老路，防止有限的医疗资源被肆意浪费？战略正确之外，精密的制度设计无疑将成为下阶段工作的重点。
　　方案虽有时间表，但一个“健康的中国”，无法速成。
　　在朝着目标迎着风雨前行的日子里，一种“济”的精神，尤不可缺。
　　这种“济”，可以是“同舟共济”：我们都坐在同一条大船上，乘客众多，大船每行驶一米，都要战胜海水强大的阻力。嫌船行太慢，船舱不够豪华，装备不够现代，并不能拯救我们于深海。做好自己的本分最重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就曾提醒：“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多达80％的疾病和生活方式有关系。如果大家不吸烟、不酗酒，合理饮食、经常锻炼，就可以预防心脏病、糖尿病和癌症等疾病。这些病的医疗成本都是相当高的，不仅患者家庭会痛苦不堪，全社会也得分摊巨额的医疗费。关键在于平时预防。”
　　这种“济”，也可以是“悬壶济世”、“普度众生”。希波克拉底誓言、特蕾莎修女的格言中，都体现了这种精神。它意味着，即使知音稀少，即使孤立无援，即使待遇不公，也暂且“忍着它、谦让它、任由它、避开它、尊敬它、不要理会它”。你终会发现，自己没有背弃最初的承诺，一直依循着内心的道路，走向理想的高地。那种千金不换的孤高的成就感，是人一辈子最值得骄傲的。
　　何况，你从来就不曾孤独。几十年前，林巧稚这样做过了，鼓浪屿毓园中仍刻着她的誓言：“我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的大夫，我不能离开灾难深重的祖国，不能离开需要救治的中国病人。”6年前李晓红这样做过了，这位女军医倒在了抗击“非典”的战场上，临终前发出的最后一条短信是：“会昭（晓红丈夫），我永远爱你，希望人类战胜非典的日子早日到来。”而今天，我们生活的时代，李春燕、桂希恩、李桓英们仍在各自的领域俯身躬耕、风尘仆仆。
　　这是一条新长征之路。难以捉摸却美妙的未来，将你我紧紧联系在一起。战斗打赢的那一日，曾被视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会以举国昂扬的姿态，雄起于世界东方。
　　（李晓白摘自《中国青年》2009年第10期，黎 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