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越来越长不大吗

　　公元前300多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二十几岁就从欧洲打到印度，成了世界之君；19世纪末出生于美国的穷小子卡耐基，13岁开始打工，20岁就管理着世界上最复杂的工业系统——宾夕法尼亚西部铁路……在历史上，不少人年纪轻轻就已经开始创立自己的事业，其中有一部分人对社会的变革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然而，这样的传奇在今天越来越不容易看到了。在美国，许多大学生毕业时连助学贷款都没还清，根本谈不上自立；在中国，根据2005年的一次对7个城市2000多名60岁以上老人的调查，超过91％的受访者仍然在资助子女……人类变得越来越弱了吗？
　　遍布全球的“啃老族”
　　在我们的印象中，发达国家的父母对孩子是非常冷酷无情的：孩子长到18岁就被扫地出门，家长一分钱不给。但是，如今美国人的家庭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民意调查显示，大学毕业之后的几年内，孩子找父母要钱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成人期到26岁左右才真正开始。另外，一向认为“勤劳是国民义务”的日本人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啃老族”。2004年，日本15岁至34岁的“啃老族”人数达到75万，这一数字是10年前的10倍。进入21世纪以来，在经济高增长或生活水平高的国家和地区，18岁到25岁的年轻人越来越无力负担成人的责任。
　　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
　　或许有人会认为，这一代人生活条件太优越了，所以缺乏奋斗精神，迟迟不能“断奶”。然而，这种解释实际上是经不起推敲的。今天的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付出的努力、投入的教育成本，在很多方面要远远超过他们的父辈，之所以迟迟不能独立，还得从经济学的角度找原因。
　　高不成低不就的时代
　　经济学家发现，在二战过后的30年里，高收入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率都差不多，每年在3％以下。但是，近30年高收入者的收入却越来越高。比方说，美国大企业的CEO，如今的薪资是普通工人的500倍，而在20世纪70年代则只有42倍。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变化？
　　美国自南北战争后崛起，后来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优势在于大规模的制造业。20世纪50年代，美国货畅销世界，当地工厂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那时的高中生一毕业，就有工厂的工作等着他们，而且由于福利待遇优厚，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足以养活一家人。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本土制造业的成本上升，企业纷纷迁出美国，寻找更廉价的劳动力，结果本土制造业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
　　与此同时，企业不可避免地加入了全球性的竞争。一家轮胎公司，以前只要在某一个州内称雄就能生存下来；可现在，它要么跻身全世界效率最高的生产商行列，要么倒闭——没有中间状态。和过去相比，市场范围宽广得多，竞争激烈得多，领导者决策能力的细微差异，足以导致企业收入上的巨大差异。因此，CEO的重要性增加了，其薪资自然也就大幅度增长了。
　　事实上不但工人的职位缩水、福利降低，就连那些有技术含量的工作也一样被历史车轮无情碾压。以美国税务咨询业为例，在20世纪70年代，该行业几乎完全由本地会计控制。但是，随着技术进步，全国渐渐出现了许多税务咨询公司，大部分退税工作由少数专家指导就能完成，这些公司取代了本地会计。而现在，人们更是开始依靠电脑软件指导自己完成退税工作，一旦最优秀的税务软件写完程序代码，软件公司就能以接近于零的边际成本生产软件副本，从而有效地排挤竞争者。
　　面对这样的局势，美国人明白了：将来一切竞争都是全球性、高端化的。不仅当工人已经没有任何前途，甚至某些技术类的工作也没什么前途。于是，创造力、领导才能、艺术修养等综合素质，成了他们培养孩子的方向。孩子们上大学、当精英的意愿也要远远高于父辈。
　　但是，像企业总裁、工程师、律师、医生、明星之类的“精英职位”数量很少而且竞争异常激烈，常常一个职位有几十个人竞争。
　　全球化和高科技这两大巨兽吞噬了大量低端职业，却没有给后来者留下足够多的高端职业，只给他们留下了高等教育的文凭和怀才不遇的苦闷。他们一方面无法从事自己心仪的职业，另一方面也很难接受超市售货员、餐馆服务员等低端工作。这样一来，也就只能落得个“啃老”的尴尬境地。
　　孩子成了投资品
　　推迟年轻人成熟期的另一大因素，同样是经济方面的问题——教育成本。在人类社会还没有被商品经济大规模渗透的时候，养孩子的花费微乎其微。但是现在，家庭养育孩子就像国家养活军队那样耗资巨大。指望孩子白手起家，已经不现实了。
　　卡耐基如果活在今天，还从当童工起家，他绝对不会获得当年那样的成功——教育关过不了，他根本进不了高层次的竞争，人家一看履历就不要他。《财富》杂志收集了近1.5万份企业CEO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93％的CEO是大学毕业生。培养这些精英最多的是7所名校，如哈佛、耶鲁等。而根据我国前不久公布的数据，北大、浙大等名校毕业的亿万富翁最多。
　　正是由于高等教育存在着巨大回报，所以，家长对子女的投入也就一浪高过一浪。前一阵网上有不少人招聘奶妈，有的雇主提出的条件甚至涉及“身高、文凭（海归优先）、相貌”等要素。但是，在100年前，即便是富可敌国的贵族家庭，也没有这么苛刻的要求。《红楼梦》里，贾宝玉的乳母也不过是一位普通妇女。
　　对婴儿的投资就已经到了这般地步，可想而知，对于高中生、大学生的投入会到什么程度。美国的大学入学申请除了笔试成绩，还要求学生提交带有自传性质的文章、参加过的社会活动等材料。所以，申请大学已经成了家长之间经济实力的比拼——从参加各种兴趣特长班，到海外学术旅行、申请大学咨询等，动辄砸下几万美元。巨额投入的结果，就是费用水涨船高，竞争也更加激烈。读完大学后本科文凭已经贬值了，于是继续深造……教育投资的费用越来越高，而学生的独立时间则越推越后。
　　世界范围内的“啃老”现象、长不大现象，仿佛是高速发展的商业社会投下的一个阴影。全球化和高新技术，一方面给我们带来了更合理的资源配置，给贫困地区的人们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使得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部分年轻人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窘态。而高等教育的普及，一方面提升了人们的整体素质，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因为市场无法消化这么多的高学历人才。另外，当家长对孩子的干预越来越多，当孩子的教育成了家长之间财力的竞争，学生的独立时间自然会“集体顺延”。这些问题让我们不得不怀疑，是不是人类在每一次进步的同时，都得被迫接受一些讨厌的副产品？
　　（李建成摘自《百科新说》2009年3月B，刘　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