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对农民工的10大误读

　　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城里人与农民如此需要被对方理解。在急速城市化的中国，进城农民与城里人的关系是一个最矛盾的时代寓言。城里人对这个与之共同生活超过30年却依然被称为“新市民”的阶层，有种种困惑，是为10个误读。
　　误读1：他们不该拿高薪
　　曾有上海钟点工李芳向媒体讲述了她眼中的几个“不明白”。一不明白：“就两个人，哪需要那么大的房子？”二不明白：“花那么多的钱，却养只什么都干不了的宠物。”三不明白：“那么好的饭菜，怎么说倒就倒了？”
　　同工不同酬是农民工在城市里遭遇的最现实问题。他们走向和城里人同等优厚薪水的道路是漫长的。新华网曾公布一个青岛农民工进城17年的工资“路线图”：1991年，打工要交“保证金”，每月工资330元；2005年，跳出“永远是临时工”的宿命，工资单越拉越长，月收入超过3000元；2007年，冲破户籍门槛，完成“农民变市民”的转身；2008年1月，领到7378元月薪。
　　误读2：他们不能作为结婚对象
　　一位男青年向情感热线讲述了自己的一次感情经历：他来自农村，与一位昆明姑娘谈过恋爱，但姑娘的父母要求很高，要求他必须有房有车。后来他才明白，姑娘的父母其实是不希望女儿和来自农村的他谈恋爱，最终他选择了放弃。男青年在电话里几乎是哭诉：“我来昆明多年了，不愿意放弃多年来打下的基础，可是到哪里去寻找自己的另一半呢？”
　　“嫁给农民，就等于嫁给他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新结婚时代》里如是说。2009年，北川一名受灾农民赵兴武与来自天津的志愿者晓雪，在灾区偶遇并最终决定结婚。但这个社会迎接他们婚姻的，首先不是祝福，而是一场争论。有人说，王海鸰的《新结婚时代》写的就是“城乡结合”的婚姻是如何破产崩盘的，那还不如说是物欲城市里的爱情是如何破产崩盘的。
　　误读3：他们比城市工人幸福
　　《2005年社会蓝皮书》公布，“2004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报告”的结果显示：近八成居民感到生活幸福，农村居民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报告也显示，对比城市工人，农民工在社会安全感、公平感、满意度、对过去生活的评价、对未来生活的预期等多个方面都表现得更加积极，他们的幸福感更加强烈。
　　农民工看起来比城里人更容易满足。心理学家沙莲香对此有一个解释：在城镇人看来不值得感到幸福的事情，对农民工可能就不一样。2007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城市生活适应性研究》课题报告，七成左右的农民工子女觉得生活比较幸福，近八成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但在“幸福”的标题下，角落处的内容亦应引起注意——和城市少年儿童相比，农民工子女的主观幸福感和自尊要相对低一些，多数孩子存在身份认同矛盾：近九成认为自己不是北京人，一成以上表示自己既不是北京人，也不是老家那里的人。
　　误读4：他们增加了城市的犯罪率
　　广州市公安局最近对9万名旅客进行抽样调查发现：2009年春节后往广东的外来人员中，四成目的地为广州；如果找不到工作，有六成受访者选择留下一段时间。警方即刻对可能增加的治安压力表示担忧。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过：“犯罪是社会管理的成本。”江苏海安法院刑庭庭长杨吟东认为，农民工犯罪率之所以居高不下，农民工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是引发犯罪的直接原因。
　　误读5：他们的性问题自己会解决
　　“世界工厂”东莞曾对外来工的性问题进行过问卷调查，发现外来工的性观念趋于开放，但普遍存在性压抑。对于“来到东莞，你有过性生活吗？”这一问题，近四成人表示“基本上没有”。
　　禁欲的世界工厂是没有人性的世界工厂。东莞一度建夫妻房来解决外来工的性问题，但效果杯水车薪。专家分析，打工仔多数单身，已婚的也没有条件让家属随行。他们没有固定的住处，难以找到对象解决性生活问题；即使碰到合适的对象，决心安定下来，登记结婚仍然很困难，须回户口所在地办理。
　　误读6：他们随时可以回家种地
　　在乡村，网易创始人丁磊投资养猪场成为IT养猪人，瞄准高端猪肉市场；在城里，早就不养猪的农民扛着装满饭盒的大纸箱，穿梭于叫中关村或电脑城的IT人聚集地。农民工被吸纳到城市化进程之中，但又未被城市化。既然法律与城市管理未让他们成为“市民”，既然乡村还有广阔的机会，他们为什么不回去？跟城市贫民比起来，他们不是还有退路吗？
　　四川有调查称，76.2%的乡镇干部住在城市。更多的农村人已经成为城市“回不去的人”。身处城市社会保障之外的农民工，尤其是第二代农民工，身份上是农村人，心理上却是城市人。让他们回不去的，除了心理问题，还有更多——包括农村与城市教育长期得不到缩小之差、农村与城市生活水平之差，包括农民的失地问题。
　　误读7：给他们同城待遇是让钱外流
　　浙江省瑞安市曾推行农民工子女就学同城待遇政策，却遭遇尴尬局面：借读的孩子以每年4000人的速度递增，学校超负荷运转。本地人反对把自家小孩和农民工的孩子放在一个班，反对声音认为，“同城待遇”不过是让政府的钱外流。
　　“同城待遇”贵在一个“同”字，难亦在一个“同”字。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是春天的播种者，却无缘于秋收。同工不同酬，没有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子女就学艰难——对中国更多的“新市民”而言，生活的考验除却低微的收入与居高不下的CPI，除却衰老、疾病与失业，除却子女那无可寄予的未来，也许还包括那些声调甚高，实质捂紧钱包、斤斤计较的“同城待遇”。
　　误读8：他们的下一代不该赖在城里
　　早有调查指出，农民工子女的最大心理问题之一，是对所在城市的陌生感，缺乏自己融入其中的认同感。
　　农民工在城市孕育了第二代——他们习惯城市，不会种地；他们在名义上不属于这个城市，但身心都不再属于农村；他们从未想过去漂泊，但城市的现实让他们大多是无根草。
　　误读9：他们抢了城里人的工作
　　杭州、绍兴、深圳、厦门等地正用“居住证”代替“暂住证”，农民工正成为“杭州新市民”、“新绍兴人”等。已达2.26亿之众的农民工，是城里不容忽视的新社会阶层。但有统计显示：在全国1.3亿的外出农民工中，大约有15.3％的农民工因全球金融危机失去了工作，或者没找到工作；金融风暴让中国劳务输出大省节前提早出现返乡大潮，其中近50％的人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
　　农民工返乡，压力最大的是当地政府。农民工的再就业，需要城市提供的其实是公平。《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8）》指出，要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问题，形成一个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使农民有更多的进城机会，而且是平等的就业机会和享受公平的收入待遇的机会。
　　误读10：他们没有什么好学习的
　　曾有经济观察文章认为，盛大网络公司其实是在向农民学习——中国农民在家里既种粮食又种蔬菜，养鸡、养鸭又养猪，有的还同时养牛、养羊，有着家庭农业的“多元化”模式，“和很多80年代早期的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形不似而神似”。
　　崔永元说过，宁可女儿是个快快乐乐的农民，也不希望她是个忧郁的知识分子。城里人或可从进城农民身上学到更多——有网络帖子说，农民最喜欢嘲笑城里人几件事：出门打的，却在跑步机上挥汗如雨；手机里存了两三百个电话号码，没有一个是邻居的；管儿子叫“小兔崽子”，管宠物狗叫“儿子”……他们的乐观与直接，他们的耐力与抗力，他们的善良与简单，他们长期坚持与甘于寂寞的能力，或许是此浮躁社会与紧缩生活的逆水行舟之法。
　　（郭 巍摘自《新周刊》2009年第5期，黎 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