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32年的铁锹

　　中国，是自然灾害频发并影响深重的国家。
　　汶川地震前半年，中国地震局发布了《国家防震减灾规划（2006—2020年）》。
　　规划说，中国是世界上地震活动最强烈和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占全球陆地面积的7％，但20世纪全球大陆35％的7.0级以上地震发生在中国；20世纪全球因地震死亡120万人，中国占59万人，居各国之首。中国内地大部分地区位于地震烈度VI度以上区域；50％的国土面积位于VII度以上的地震高烈度区域，其中包括23个省会城市和2/3的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
　　中国地震的特点是，频度高、强度大、分布广、震源浅，灾害损失严重。
　　数据显示，中国每年因自然灾害、事故和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逾百万，经济损失高达6500亿元，占中国GDP的6％。
　　但是，谁又敢拍着胸膛说，作为世界上灾难危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我们有着一流——不，哪怕是二流的防灾装备？
　　反而，作为一个在历史长河中挣扎了5000多年的民族，一个经常面对灾难的民族，我们好像对灾难司空见惯，对防灾麻木不仁。
　　国际防灾界曾经有一个“怪圈理论”：地震造成惨重损失，震后人们积极预防，但地震“重复发生的周期”要比人们“耐心等待的时间”长得多。这样，人们的预防意识逐渐松懈，待到地震再次来临，又回到“无准备”状态，再次造成惨重损失。
　　其实，无防备的灾难所造成的损失，比起人们为防备所支付的成本，要高得多！
　　成立于2001年的中国国际救援队，是中国最好的救援队，它的成立，一波三折。
　　最初，很多人觉得成立这个队，要花很多钱，却没太大必要，以至于准备设立它的医疗队时，北京市的很多大医院不愿意应答。
　　武警总医院具备超前的眼光，积极响应，要求将这个医疗队设在自己的医院中。这个医院的一部分大夫和护士，无灾时在医院正常工作，有灾时随时出去救灾。从此，中国的灾难救援医学有了新的里程碑。
　　中国国际救援队自成立后，共参加了国内外10次大型灾难救援，其中包括发生在2005年的印尼海啸、2008年的汶川地震。
　　到了汶川地震时，没有人再说救援队有无存在的必要，大家翘首以待，盼望着它的到来。
　　事实证明，专业的救援队伍、消防队伍，其救援理念、技术水平、装备，是一般的救灾队伍无法相比的。
　　中国国际救援队装备了一批国际上先进的救援设备，其中六大设备堪称王牌：
　　光学声波探测仪。又称“蛇眼”，是利用光反射来进行生命探测的。仪器前面有细小的探头，可深入极微小的缝隙探测，类似于摄像仪器。救援队员将探头放入需要探测的地方后，探头可360度旋转，而救援队员利用观察器就可以把探头探测到的地方看得清清楚楚。
　　声波探测仪。利用声音的震动搜救遇难者，仪器的灵敏度非常高，只要幸存者发出微小的声音，声波探测仪就可以探测到。所以即使是被埋在瓦砾中的遇险者已经不能说话，但只要用手指轻轻敲击，发出微弱的声响，声波探测仪就能够及时捕捉到。
　　红外线探测仪。夜晚照明不足是影响救援工作及时展开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赢得更多的救援时间，科学家充分利用红外线的反射，在黑暗中靠温度来探测事故现场还有没有生命存在。
　　液压钳。紧急救援队员们随身携带的液压钳，体积不过普通钳子大小，但是由于应用了液压原理，一把液压钳能把倒塌房屋中纵横交错的钢筋一根根剪断，为营救工作赢得宝贵时间。
　　救援队员们还随身带有月球灯，两个月球灯就能照亮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地方。
　　在紧急救援队员随身携带的工具袋中，有一只不过1米见方的气袋，它的威力可以把楼板抬起，将钢筋顶弯。由于救援工作一般作业空间比较狭小，因而所有营救工具都很小巧。这个小小的气袋能够顶起68吨的重物！
　　以往救援队员们对夹在两层楼板之间的遇险者无从下手营救，现在可以用气袋将楼板顶开，将受伤者营救出来。
　　云南省救援队，在汶川地震时，显示了过人的救灾理念。行内的人说，云南省救援队在北川搜救过程中，搜完一片区域，就在这片区域的明显处画上一个圆圈，在圆圈内打叉，还写着：此处已由我队搜过，没有幸存者。另外，还要标上时间和队伍名称。不能小看这个圆圈，这是以自己队伍的名誉担保，告诉别人此处已无生命迹象，后来的队伍就不用再费力了。
　　一个圆圈，节省了多少时间！
　　唐山大地震，距今32年。这个城市遭遇的直下型地震，一下子从我们身边带走了24万人的生命。
　　在当年《人民日报》发出的3张救援大军奔赴灾区的图片中，可以看到，疾跑着冲进唐山的救灾部队，是徒手行军的。至多手里拿个铁锹。
　　经历过唐山地震的人说，当时没有工具，部队看着沉重的楼板，只好用手扒。大型机械是震后十天左右才开进唐山的，进入的时间，对于救人已经太晚。
　　后来他们发现，除了大型机械外，最有用的工具，不是铁锹，而是那些从废墟中扒出来的钢筋。救人者把它们集成一束，做成了耙子，手持这种耙子，一下一下，可以扒开砖头瓦块。
　　32年过去了，在汶川地震中，大部分救人者用的还是铁锹和手。
　　再看看汶川震后的救灾帐篷。
　　我国的救灾帐篷，1000多元一顶；国外进口的，四五千元一顶。单从价格比较，我国的帐篷有绝对优势。但是，我们的帐篷，外面温度35摄氏度，里面40摄氏度，只能暂蔽风雨；国外的帐篷，防大雨，防晒保温，考虑到了功能的舒适。
　　今天的中国，与过去相比可谓翻天覆地，而中国最基本的防灾用品，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水平。中国的人均GDP2008年已超过3000美元，但救灾水平，还停留在1000美元以下。
　　汶川地震后6天，邻国日本向我们捐赠了50台血液透析机。同是地震多发国家，我们为什么没有想到呢——震后患有挤压综合征的大量伤员，面临肾功能衰竭的危险，对血液透析机和相关医护人员的需求陡然上升。在这批血液透析机到来之前，成都各医院，面对的是来自灾区的大量需透析人员和在旁边落泪的医护人员。设备不够，专业操作人员也不足。直到日本的透析机到达成都，卫生部才反应过来，急令北京各医院组织血透人员奔赴灾区。
　　再推后22个小时，由北京25家医院40名血透人员组成的第五批医疗队，到达了灾区，这是一批全部由血透人员组成的医疗队。进入时间，已是震后第七天。
　　能把卫星发射上天的中国，防灾装备这根本该粗粗的弦，为什么这样细呢？
　　汶川地震后，最让防灾减灾人员称道的是，来自德国红十字会的野战医院。
　　德国红十字会此次运往中国的是一所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移动医院。医院运抵灾区后，就可马上边搭建边使用，待全部功能启用后，它具有相当于中国县级医院的规模。它设有1个门诊部和8个诊疗室及住院部，有手术室、产房、急诊室、放射室、化验室、实验室和药房等，一般医院所应有的内科、外科、儿科和妇产科的功能它都具有。这所医院由25顶帐篷组成，每个帐篷的面积为30平方米到50平方米不等，它能提供120张住院床位，可同时接纳120名住院患者，并可向总计25万受灾群众提供医疗服务。
　　为了能尽快向灾区人民提供医疗服务，德国还同时派来了一支包括医护人员、技术保障人员在内的10多名有经验的专家组成的救援队。
　　在机场，装进机舱的不仅有医院的各种手术设备、药品、帐篷，还有3辆野营车、一台发电机、消毒洗衣机、水处理设备和冰箱等。这些装备可以保证这所医院的人员在无水、无电、无给养、无外援的恶劣条件下坚持两个星期。
　　安装一座这样的野战医院，只需要不到3天的时间。所有的东西都装在箱子里，箱子分为不同颜色：绿色代表门诊部，红色代表住院部，黄色代表手术室。不同颜色的箱子按特定顺序堆在一起，只需要依照顺序打开安装。
　　这个设备齐全的野战医院，其电力全部由一部携带而来的发电机提供。
　　帐篷分为两层，隔热防雨，防阳光辐射。帐篷里的每张床头都对着一个窗户，病人可以决定是否打开。
　　手术室是一个充气帐篷，内部高压，保证外部空气中的不洁物不会进入；一共有50～60个小型简易马桶，病人使用后，马桶会自动将排泄物粉碎，导入一个塑料袋，统一送到环卫部门处理。
　　X光室帐篷，与其他帐篷保持较远距离，其X光机的辐射在3米之内就衰减，不会对远距离的人造成伤害。
　　不仅仅是设备，一些救助常识的普及也远远不够。
　　对于中国救援医学的创始人李宗浩来讲，心灵上最不能承受的是，唐山地震时，他见到了大批的截瘫病人。其实，他们中的很多人完全可以避免截瘫的噩运。如果抢救及时，现场抢救得当，不需要更高深的技术，只要懂得怎样把伤员放在平整的木板上，尽量不要动，相当一部分截瘫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救援知识没有普及，很多病人因为救护不当而终生辗转于床榻之上。
　　在随后的30多年中，李宗浩潜心研究救援医学，成为中国救援医学的创始人。他写了一本《第一目击者——一个急救医生的手记》，里面就提到了这些截瘫病人惊人的平静。汶川地震，没有到现场救援的李宗浩，在电视上看到了救人的情景——这个扳着肩膀，那个拖着腿，“怎么回事？”李宗浩几乎喊出来。
　　30多年过去了，救援时的场景还与当年的唐山几无差别！
　　（周一凡摘自《北京文学》2009年第5期，黎 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