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一个精心打造的天才

　　当今之世，说某人是个天才，未见得全是夸赞，然而，对于徐志摩，却只能这么说。
　　这样一个天才人物，却不是天然生成的，而是他的父亲，一位精明的中国商人精心打造成的，至少起始的时候是这样。
　　徐申如，徐志摩的父亲，清末民初时期浙江海宁县硖石镇的首富，长期担任该镇商会的会长。徐先生一生最大的贡献，该是联合本县乡绅，将本来要经过桐乡县的沪杭铁路，拐了一个不小的弯儿，经过他的家乡硖石镇，为家乡人民谋了多少辈子的福祉（海宁县城后来迁到硖石镇），同时也让他自己由一镇的首富成为一县的首富。若有人去浙江旅行，留心一下就会发现，这个弯儿，现在还在那儿硬硬地拐着。
　　改善投资环境才能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精明的徐申如先生将这一经商方略用于对独生儿子的培养，不期然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说到培养，上最好的学校，这不用说了，正常的念书之外，还要聘请最好的老师。这话说起来容易，做到怕就不那么容易了。且看徐先生为儿子聘请的是什么样的课外老师。小学毕业，为了让儿子的毛笔字有所长进，父亲领着儿子到上海，投师于名声最响的书法家郑孝胥门下，其时郑孝胥还没有去东北当他的伪满洲国总理，还在上海作寓公鬻字为生。此事在《郑孝胥日记》中有记载。大学上的是北京大学，但徐先生仍不满足，为了儿子将来能跻身上流社会，他又以一千大洋的贽敬，让儿子拜在梁启超门下，成为声名显赫的梁任公的入室弟子。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徐志摩进的都是一流的大学。在北京大学他上预科而不上本科，是因为预科乃清末编译馆的底子，更注重外语的学习与运用。包括学法律而不学什么国学，都是为了获得最前沿的知识，成为最时髦的新式学人。当然也有与外国学业接轨的意思。果然，预科毕业一年后，徐志摩便赴美留学。初到美国，入克拉克大学历史学系，继而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获硕士学位。旋即渡海赴英，入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师事著名学者拉斯基，后来转入剑桥大学王家学院，研习政治经济学。课余时间，他还参加英国工党的选举活动。
　　在英国的两年，徐志摩上的是一流大学，结交的也都是一流的人物：罗素、哈代、曼斯菲尔德、狄更生。正是这位狄更生先生，将他介绍进剑桥大学王家学院。且看他送给狄更生的礼品是什么，一套雕版印制的《唐诗别裁集》，扉页上写着这样的话：“书虽凋蠹，实我家藏，客居无以为赐，幸先生莞尔纳此，荣宠深矣。”
　　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加上天生的聪明伶俐，不长的时间，这个年轻的中国留学生，便成为剑桥大学的名人。连王家学院的门房先生，多年后都还记得那个和气而又阔绰的徐先生。再后来，20世纪80年代，有位去英国留学的大陆学者，写过一篇文章，说一个世纪以来，成年后去欧美留学的中国人，很难融入欧美社会。当他对徐志摩的情况做过一番研究后，不得不修正自己的看法，说，据他所知，徐志摩是唯一的例外。
　　按徐志摩的心性，依徐申如的期望，徐志摩本来还可以在英伦混下去，弄个博士不是难事。然而，当林徽因的倩影在眼前一晃，又倏忽而逝的时候，这位富裕的浪荡子，在多雾的英伦再也待不下去了。于是收拾行装，匆匆回国。他的这一轻率的行动，后来曾被他的一位学哲学的朋友嘲笑，此人叫金岳霖，晚年人都糊涂了，还记得徐志摩离开伦敦时唱了两句戏词，前一句他忘了，后一句是：“销魂今日进燕京！”
　　林徽因不过是个诱饵，实则国内有伟大的事业在等着这个不世出的天才。
　　徐志摩出国前已拜在梁启超门下，1922年10月，他回到上海，双脚一离开轮船的甲板，即踏入中国上流社会的厅堂。到了北京，他就住在梁启超当馆长的松坡图书馆里。松坡者，再造共和之名将蔡锷也。
　　历史老人像是预先安排好了似的，五四运动刚刚过去，此后几年间，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将要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
　　这样一个非常时期，也就需要一个非常人物来呼风唤雨，叱咤风云。
　　徐申如先生的长期投资，又换来了一个丰厚的回报。如果说沪杭铁路拐的那个弯儿只是造福一方，那么这一次的回报，造福的乃是当时的中国社会，惠及的则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子孙。
　　20世纪20年代，注定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风云骤变的时期。一件件的史实不必缕述，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发展，怕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
　　社团与流派，历来是推动文化运动的急先锋，古今中外，概莫有外。为了推进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长足发展，在徐志摩回国前，已出现了两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社团，一个是1921年年初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一个是同年7月在东京成立、很快就移师上海的创造社。这两个文学社团，可以说都是五四运动精神催生的，成立之初，都起过相当的作用。然而，它们毕竟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文学研究会以国产作家学者为主，敦厚有余而魄力不足，难当领导新文化运动的大任。创造社是清一色的留日学生，人人英雄，个个好汉，只是气量狭窄，格局太小，难孚众望。真正赓续五四精神、影响广披、建树卓著的，还要数1923年徐志摩首倡成立的这个新月社。
　　而新月社的成立，起初只能说如同儿戏。
　　1924年4月泰戈尔来华访问，先到上海，再到北京。知道泰戈尔到了北京，定然要来松坡图书馆访谈，其时居住在馆内的徐志摩，为了讨老诗人喜欢，便在他住所的门外挂了一个小小的木牌，用毛笔写了三个不是很大的墨字：“新月社”。想来该是个正午，人们都休息的时分，27岁的年轻人悄悄地挂上这个小木牌后，定然还羞怯地四下里看了看。
　　然而，就是这一挂，一个以留学英美为知识背景的自由知识分子的文化团体，就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诞生了。
　　真正显示出它的群体威力，还要等到1927年，多数成员啸聚上海，成立新月书店，创办《新月》月刊之后。初成立的这三四年间，它的主要功能是联络同道，蓄积力量。这期间，最见风采和业绩的，是徐志摩个人的南征北战，东拼西杀。“算学事件”“圈点事件”“观剧事件”“音乐事件”……一个接一个的论战，不管赢了还是输了，得到的都是名声。
　　确也是把好手，且有梁启超的情面，徐志摩很快便执掌了《晨报副刊》的编辑权。几个回合下来，便将这个“研究系”的报纸副刊，办成了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坚固阵地，在有限的版面上，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论争。在对世界趋势与中国国情的认识上，连胡适都逊他一筹。
　　梁实秋回国迟，基本上没有参与北京时期的活动，而在上海时期，他却是新月派的中坚分子，曾一度出任《新月》的主编。这个刻薄的批评家，晚年回忆起年轻时的朋友，不无深情地说：“新月书店的成立，当然是志摩奔走最力。”又说，“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
　　领袖要的是德高望重，应者云从，而灵魂即是生命，有他在，不管人多人少，这一轮新月升起落下，落下升起，运转自如；没了他，这轮新月只会落下，不复升起。事实上也确是如此，1931年11月，徐志摩飞机失事遇难后，标志着新月派活力的《新月》月刊，虽经叶公超等人艰难支撑，终是气数已尽，不久便寿终正寝。
　　一个年轻人，回国不到十年的时间，接连几起婚恋风波，已经闹得沸沸扬扬，却还能闹中取静，静中发力，跃马挥枪，几个回合下来，把自己打造成一个顶级的诗人，又是几个回合，便组建起一个功绩卓著的文学社团，开书店，办刊物，形成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这样的人，不是上苍着意怜爱的天才，又是什么？
　　天才云云，不过是一种极而言之的说法。公允地说，徐志摩是20世纪之初，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优秀文化交合鼓荡下产生的一个宁馨儿。最终受惠的，还是他苦难的家邦。
　　（刘　星摘自《名作欣赏》2009年第1期，李 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