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公里

　　我们住在加利福尼亚蒙特雷半岛的雾霭笼罩着的海边，交通十分不便。这里的道路两旁惊涛拍岸、峭岩高耸，虽然景色壮丽、引人入胜，但是却没有便捷的交通通道。要去北面的旧金山，得先上老的海岸公路，然后拐上101号多车道高速公路，如果天气好、交通通畅的话，可以顺利地到达目的地，但如果赶上天气不好、道路阻塞，就会把人急疯了。
　　最让我担心的是一段由两条小道改成的狭窄的双行道。在我儿时的美国南部，这种小道通常被称为“牛道”，因为这上面总是缓缓蠕动着一些农用车辆。
　　我的丈夫兰迪曾经告诉我:道路和人一样也有个性，这取决于在特定的时期你如何看待它们，感知它们。兰迪是一名运动员，体魄健壮，意志坚强。他担任中学的篮球教练，热爱自己的球队，潜心训练球员。他还是一位马拉松运动员，能一口气跑数公里而不感到疲倦。在25年的执教生涯中他极少生病，但是后来他突然患上了癌症。
　　于是我们在另一条跑道上展开了另一种竞赛——为期4年的马拉松赛:我们奔波于家与斯坦福大学医疗中心之间，为了给兰迪做诊断、化疗、紧急救护。
　　去医院必须经过这些让人不堪忍受的路程——150公里，2个小时。我的憎恶之情与日俱增，我尤其憎恶那段拥挤不堪的瓶颈式的双车道。
　　兰迪从来没有抱怨过。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我想绕过这段“牛道”以缩短我们去医院的行程。我花了数小时查找地图，并把车开到离“牛道”数公里远的地方尝试绕过它，结果一无所获。我别无选择，只能经过这条道，可是我对它深恶痛绝。所以，当我的丈夫被注射吗啡睡在车上时，我紧咬牙关，死死握着方向盘，肺都快气炸了。
　　有一次，我们赶赴一个约会时被堵在了道上，确信兰迪已经睡着了，我低声嘟哝道:“我恨这条该死的路。”
　　“只有6公里。”他说。
　　我转过身去。他的眼睛却是闭着的。
　　“你说什么?”我问道。
　　“这段路只有6公里长，”他的声音很平静，好像对学生一样循循善诱，“没什么大不了的。在这6公里路程中你可以做任何事。”
　　我看了一下计程表。他说得很对，6公里整。我却感觉它足有30公里。
　　突然觉得车开起来轻松多了。
　　6公里是易接受的。这是我们晚上步行到海边往返的距离;是他经常背着孩子攀登的那条山路长度的一半;是到我们和孩子们玩传球游戏的那个公园的4倍距离;是他在大瑟尔国际马拉松赛上跑过的42公里中的一小段。6公里真的没什么，尤其是在他只有几个月的弥留时间的时候，牢骚和愤怒真是不明智的事，所以我停止了抱怨。
　　在去医院的路上，大多数时间他的眼睛是闭着的，我的眼睛却是睁着的。我开始真正用眼睛去看:绿色的田野有时在太阳下闪光，有时却消隐在浓雾之中;道路两旁摆放着成筐成筐的草莓和玫瑰;破旧的小屋倒映在布满水藻、苍翠葱郁的池塘里;一匹已不能自由驰骋的老白马，羡慕地注视着大道上飞驰而去的汽车。
　　这些景色一直在那儿，只不过以前我从未注意。兰迪教会了我如何去欣赏它们。失去一个最爱的人能让人心碎，却往往也能让人眼睛开启。
　　现在当这条路拥挤不堪、漫长而难行时，我会在心里将它分解成小段。我会把它切割成若干个6公里的路段。其实，你可以把任何事情分割成6公里，而且沿途你会发现惊喜多多、风光无限。
　　(郑显威摘自《海外文摘》2003年第4期)
（作者：沙伦·坎达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