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椅子

1
　　
　　美国的中文老师，是上帝用参天大树制造的小椅子。当孩子们天真落座，她们就欣然地被压在了下面。
　　我在国内时是大学里教现代汉语文法的老师，到美国后，也在波特兰州立大学短期任教。十多年后，放弃了对小学中文教师这种职位的蔑视，我亦成了加州胡佛小学校后中文教育的一名老师。这一切，皆因我有了两个孩子，今年她们一个10岁，一个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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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时我没想过要生孩子，更没想过要用什么语言教育他们。如果我晚生20年，我可能就是北京城里的丁克族。可人生莫测，眼下我的现实情况是，我有两个女儿，她们的爸爸是美国人，不是那种懂中文的美国人，OK!我是一个不得志的中文作家，我们住在华人统统受过高等教育的硅谷。
　　
　　3
　　
　　宝宝刚学说话时，我跟她讲的是云南话。云南话也分几种，昆明话算是比较文明易懂的，可我的母语是滇南语。人是“一根人”，鞋是“一根鞋”，碗是“一根碗”;指令孩子别动东西是“罢整”;问候人是“咯吃”?这种语言语音好听，接近法语;语意难懂，接近“粪瓢搅屎”……直到隔壁搬来了一对小姐妹，我的孩子才讲上了台湾“国语”。
　　宝岛的“国语”虽然有点儿走调儿，嗲腔肉麻，可使用人数比滇南广泛，当然要接受的。可两个小姐妹住了不到一年，又随父母亲搬回新竹去了。如果说学语言最重要的是环境，那这个环境就随着小姐妹的离开消失了。
　　
　　4
　　
　　孩子进了幼儿园，英语无师自通，回到家就不再讲中文了。我本来就是个随便的人，信仰人生轻松才是福。你跟孩子讲中文，她给你用英文答回来，鸡蛋碰石头。如果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北方人，我一定会将鸡蛋变成她，石头变成我。可我恰恰是一个自卑的云南人，从小以为讲普通话的叔叔阿姨都是“当官的”。在滇南我成长的小县城，只要稍带外地口音的人，不是教师就是机关干部、随军家属、党政要员。这些人的口语口音，一向是我们本地人辨别文明、文化中心，模拟未来前途的标准。
　　我到了21岁，才学会讲普通话。就像一个中国人学会了英语，我的优越感是压都压不住。我用普通话谈恋爱;用普通话在父母面前大放厥词;用普通话教训舅舅应该想办法把他的独生子送到北京去受教育，这样他长大了才会“说普通话”，“不受人歧视”……大学毕业后，我干脆以普通话为通行证，自己把自己分配到北京去了。居住在首都，才发现北京市民们在20世纪80年代有一个共同普遍的价值观:谁家孩子出国谁家孩子就是有出息的孩子！
　　
　　5
　　
　　我总不能再花21年学英文吧。于是我直接地嫁了美国人，在一句英语也不会说的情形下，自己把自己分配到了美国。
　　一晃眼，我说了一口英语。我对模仿人说话有天赋，讲英语对我来说比讲汉语容易多了，我说一口好英语，在美国人的宴席上讲笑话，能把一桌子美国人笑翻。直到有一天，餐桌上有一个记者，邀请我给他们《旧金山纪年报》写稿，就像一个挥舞着魔杖舞着的快乐仙子突然之间失去了奇异咒语，我沉默了。我不会写英语，也不想写英语。这一方面是我对汉语有难以形容的热爱，关汉卿与莎士比亚在我眼中两人都是用汉语写作的;另一方面是天生的记忆缺陷。一把伞的英文拼写我都拼写不出来。我初中二年级开始学英语，学过Umbrella;大学四年又是Umbrella;美国五年，这个Umbrella还得查字典。还有我丈夫的名字，永远写不正确。他没法跟我闹别扭，因为他叫我的名字，也永远叫不正确。
　　当时我想，我若有了孩子，她得整个儿英语化，说、写地道的英语，不然别想跟其他美国人平等，别想在这社会里站起来。
　　到这儿你该明白了吧？我是不会强迫宝宝说中文，写中文的。加上第二个孩子也出生了，先生更忙了，我更累了。既然讲中文听中文对我和孩子都那么吃力，那就轻松一点，大家都English了。
　　
　　6
　　
　　不料，有一天，一切都变了。
　　有一个叫马立平的教育博士，在斯坦福大学搞起了一个中文学校，从学前班到九年级(现在已增加到十二年级)都有。中国人总是这样，一听说哪儿有个学校，就一窝蜂地去了。也不问问这学校是好是差，也不想想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办个类似的，总之，一传十，十传百，都牵着自己孩子报名去了。我也是人群中的一个。
　　当我在斯坦福大学的椭圆形花园驾驶道停好车，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地牵着我的两个女儿，磕磕绊绊奔到大老远之外的214楼时，我知道，我的命运已被一只无形的手改变了。
　　校长要求，每一个上中文学校的孩子都必须有一个中文名字。这些等待上学的孩子，尽管绝大多数来自中国人家庭，父母都是中国人，可有的孩子还真的没取中文名字呢!于是麦可变成了小刚;凯瑟琳变成了小燕;我的孩子老大叫夏奈儿，老二叫帝凡内。我当场将她们的名字改成:张小夏，张小帝。我旁边是一个去西安留过学的罗马尼亚人，她当场把她的中国教授给她取的中文名字“高山兰”转送给了自己女儿。
　　乱哄哄一阵后，马校长开始点名了。她的声音洪亮，连聋子都听得见。“张小夏!张小夏到了吗?”
　　我东张西望不知道马校长在叫谁。罗马尼亚妇女用手肘推我一下:“叫你的女儿了!”
　　“啊，在这里，到了!”我有个女儿叫张小夏!马校长这一嗓子，使我的孩子有了中国人的身份。
　　小夏很用功。在斯坦福中文学校学了一年，字写得很好，只是不知其意;我教她用毛笔写小楷，孩子写得不错，每日一页，练了近一年，将台湾出版的华语儿童每日一页写满了。我跟她开玩笑，你这样练下去，练到你80岁，你就是中国的国宝了。
　　她非常喜爱熊猫，能成为那种动物，受人重视，她当然乐意。可成为心目中的什么人，得要“贵在坚持”!而她已经坚持不下去了。
　　在美国生活的人都知道，星期六，是人都想赖床，多睡会儿。可大人得起床，然后把孩子拖出被窝，背上书包，塞进汽车，然后赶去中文学校上课。升入一年级后，老师换了，教材换了，教学方法也换了，跟国内上课差不多，已没有多少娱乐性。老师在讲台上执教，二十多个孩子坐在大学生用的教堂里听讲，要专心，要坐端正，对于那些家里讲中文的孩子，多少还好接受一些;对我的孩子，这很受罪。她听不懂，回答不了问题，自尊心受伤害。渐渐地她不愿去上中文了，一到星期六，家里就爆发大战，我的催促声、喝斥声，她的哭声、叫声……有一次在汽车里，去中文学校的路上，她哭也哭够了，抽抽搭搭问我:“妈妈，世界上有商店可以买个新妈妈吗?”我一听，自己也哭起来了。整整一年我陪读，她上课，我在旁边翻译，然后是赶鸭上架的做作业……有一个朋友，去北京探亲。下飞机后见她的弟弟正逼着孩子学英文，大人呵责，骂骂咧咧;孩子哭哭啼啼，不情不愿;飞机落在美国，见我正逼着孩子学中文，大人气，孩子哭。啊，你们这些负责的家长啊!
　　我给孩子退了学，带她回去了一趟。在国内她仿佛开了窍，能勉强说些中文，说清楚自己的需要，得到亲友的喝彩。这些年没有白逼她。可回到美国她又不肯说了。罗马尼亚那个妈妈也没坚持住，女儿也退学了。我们两人一商量，决定自己请私人老师教。老师就住在她家公寓的楼上，是台湾人，信基督教。学中文确实需要有宗教信仰般的精神和毅力，因为要体会，要掌握一门语言实在太难了。在美学中文那是真学不下去。于是，张小夏，张小霏(我给老二改名了，取意于“润物细无声”。因“张小帝”确不是一个中文名字)，高山兰及妹妹高美兰有了一个中文老师，在家执教。孩子的教材是老师原来有的。我过目，高山兰同意，认为不错。一切从头来，从头和肩膀、膝、脚趾到荷儿梅子兮，水上飘……台湾的幼儿语文教材，让我们两个母亲，对孩子的中文教育，充满希望。
　　4个月过去了，4个孩子都喜欢去上课，讲中文也大有进步，会唱童谣，会简单对话，尽管学费很贵，我们还是欣慰的。我开始感到，学中文不是一种个人行为，只要有几个孩子一起，就创造了环境。可偏偏老师又不干了!老师推脱身体不好，不愿意再教下去了。
　　这位老师的辞职理由一直是个谜，直到我自己做了中文老师，我自己才得到答案。老师搁下这几个孩子不管的辞职行为，我实在不理解，直到后来习以为常:教非母语孩子中文，是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简直可以说是一言难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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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人老师停课后，高山兰家在别的地方买了房子，也搬了家。我两个孩子的中文也像太阳下晒过的照片，很快褪色了，又忘得几乎是一干二净。这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和自己扮演的角色，但我没有行动，我仍然不跟孩子讲中文，也不教她们，得过且过。
　　这时小夏、小霏已经进公立学校。小夏念二年级那年，几个家长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校后中文班。自己请来了老师，在郡政府教育局交了保险，给学校交了租教室的租金，费用很高，生源不够。他们来找我，问我的孩子愿不愿意参加。我犹豫了仅仅一分钟，就同意了。我犹豫什么呢?我说不清楚。他们几个家长，也经历过跟我一样的痛苦，每个星期六，一大早开车带孩子到大老远的库柏提诺镇，去台湾人办的一家中文学校上课。劳民伤财，收效甚微。这时的中文学校，已不是当年马校长的一枝独放了;人人都意识到了下一代中文教育的严重性，人人都意识到了这个巨大的市场，中文学校已如云南山中雨后的春笋，遍地都是。台湾人办的、教会办的、官方办的、私人办的;大的大到拥有六百多学生、小的小到仅十几人。
　　同学从加拿大多伦多来电话，说多伦多的中文学校已达100所!虽然学校各形各色，硅谷的中文学校几乎都是大陆人办的教拼音、简体字;台湾人办的教注音、繁体字。生源也有两种，一种是家中说中文的;另一种是家中不说中文的。绝大多数是中国人。
　　胡佛小学的校后中文班，请到的是台湾的幼儿资源教师，姓田。加上我的两个孩子，这个班一共有七个孩子。我们不用送，孩子们放学后直接去教室，教室就租在他们的学校里，方便了不少。教材用的是台湾教委的网上华语儿童教材，很方便下载，也方便辅导孩子功课。
　　田老师终于把这几个孩子给搞定了。他们学了注音符号，我的老大可以借助注音读一些简单的中文读物;由于循序渐进，加上几个同学程度都差不多，都来自家中不说中文的家庭，孩子不再感到那种无形的压力，都操着走腔走调的“洋泾浜”中文，“我死一个中国冷，我也施一个妹国冷”了!
　　一年中，我没有管过两个孩子的中文。我忙着写自己的书，既然她们自己有老师，那就跟着老师吧!我知道孩子长进不大，可我已进入了一种心态:死马当活马医!孩子不懂中文，无形中，潜意识里我感到压抑，就像前进的路上有堵墙，爬不过去，穿不过去，只好绕着走……可绕也绕不过去，那堵墙是真空的，而行为是徒劳的。如果去看心理医生，其费用之高，还不如交钱给老师去教孩子。何况我时不时还能听到孩子说上一两句:“妈妈，你早!”“不要抠鼻子，妹妹!”之类。早年住在我家隔壁的台湾的两个小姐妹，上帝之手也常把她们在暑假送到我家，她们一到，小夏就会像小时候那样操起了流利的中文，跟她们一起玩耍、说话。我真的看到了生活中存有奇迹。另外，高山兰也成了小夏最好的朋友，高美兰成了小霏最好的朋友。虽然住在两个地方，跑高速公路来回一小时多，她们还是在大人的协助下常常见面;她们的妈妈，原版高山兰，用在西安学到的针灸技术，给手术前的病人麻醉。她现在是斯坦福大学医院的大夫。
　　我似乎看到了张小夏和高山兰，张小霏和高美兰背着旅行背包，手拿地图，在中国大陆的大城小镇，山川河野，操着马马虎虎的洋中文到处旅行的身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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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景不长，田老师说她要学英语，准备辞职了。这种情形下，我们这些家长才想起来，这一年来，田老师每星期三天，得开车跨过一座大桥，来给孩子上课;来回一个多小时，拖着个挺沉的行李箱，里面除了教材纸张书籍之外，还有给孩子们买的零食，为了寓教于乐带着的各种球和种种教学道具。我们一起出面挽留。
　　为了不使这些家长绝望，田老师提出她有个亲戚正好在美国探亲，她可以来代替上课。这个亲戚也是位资深中文老师，在台北做了一辈子的幼儿语文教育工作，可惜她既不会讲英语，也不会开车。田老师说她可以开车送亲戚来上课，并一边复习英文，一边等着亲戚下课再送她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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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这位亲戚成为中文班的新老师。孩子们非常喜欢这位老师，更喜欢有原来的老师坐在后边沙发上一边自己读英文书，一边陪孩子们上课。姜还是老的辣，老师不愧是教了一辈子书的人，知道孩子的心理和教学的关键。孩子回到家，主动做中文作业，就为了让老师高兴。我去观看过一次老师上课，手舞足蹈(因语言不通，她不懂英语)，上蹿下跳(为了让孩子们集中注意力，领会并记牢)，一堂课下来，额前细细的铺了一层汗。花白的头发也凌乱了。嗓子也有点哑。我看着她，知道上帝用参天之树做了一把小椅子。她是上天送给这几个苦苦挣扎学中文的孩子们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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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后，老师签证到期，要回台湾了。
　　几位家长又一次陷入窘境。她们到各个中文学校去挖老师，可找不到人愿意教这种家庭中不讲中文、彻底把中文当做第二外语来学的孩子们。有人突然想到了我，问我愿不愿试一试。我立即摇头:No、No、No!
　　让一个作家去教小孩儿中文，这不是堕落吗?你能想像让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去小学校教孩子美术课吗?我那些在美国大学里执教的中心教授们会怎么看我?没门儿!
　　家长们又一次找了我。他们有点儿病急乱投医了。“你忍心看你的两个孩子半途而废吗?”他们找准我的要害打了一拳。我想:完了!除了主观上不愿意去教小孩儿以外，我也没经验，不知道怎么教呀!
　　我开始悄悄地开着车到各个中文学校去观察、旁听。我去了“库柏提诺中文学校”，去了教会办的“九个果子”中文教育苑，去了“JLS礼拜五晚上中文学校”，去了“华新中文”，还去了两个美国妯娌办的“后院双语幼儿中心”(英中语学校)……当然还去了最初张小夏学中文的“斯坦福中文学校”，它已经扩大了，并在“岗高中”有星期日分校。
　　我坐在各种年级的教室里，心潮澎湃。没有一个老师是轻松的，由于孩子们的中文是在美国的土壤上学的，领会起来非常不容易。这些老师有年老的，年轻时髦的，中年的，都是女人，都是认真的。一个个跟台湾的老师一样，一句话要说好几遍，手和身子也要挥舞着，为了娱乐孩子，用美国人的办法，道具，玩具一起上，录音带，录像带一起放……下课时，我去跟她们要教材，总会发现她们额上一层汗，嗓子已经有点变哑。
　　我联想到在美国披荆斩棘，为上千个中国家庭创造了给孩子中文教育机会的马校长；那个带病为四个孩子上课的基督教老师;给非母语的胡佛小学校后中文班打下良好、牢固基础的田老师和赢得孩子心的老师……我决心也成为她们中的一个，一把小椅子。
　　更沉重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要强迫孩子去学中文?要送孩子去周末的中文学校学习?要知道，那不是一天两天，那是得十几年的艰苦啊!除了接送孩子去美国学校正常上课，还要在周末休息日送孩子去第二种学校:中文学校上课，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除了中国人从孔子时代以来就形成的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外，为什么?
　　通过与许许多多的家长的交谈，参加各种座谈会，派对，及与自己好友的交心，还有我个人的体悟，答案简单到只有两样:来自大陆、台湾、香港的中国人，自己本身懂中文，当然不愿意浪费这种智慧资源，传承给下一代是义不容辞的;另外就是大家心里都有个梦，就是中国有朝一日会强大起来，而这一天已经不远了!
　　第三次家长们又征询我的意见时，我说:行!我试试!
　　去年三月底，我正式接课，成为胡佛小学校后中文班的中文老师:张老师。
　　第一天我走进教室——我迟到了，找不到停车位。我从后门进了教室，见到九个孩子整整齐齐坐在那里等着我。
　　“同学们好!”——中文!(云南普通话)“老师好!”——中文！(美国普通话)
　　瞬间，我这一辈子第一次与星星、道德这些东西连在了一起!
　　(邱方摘自《美文》2003年第2期，潘树声图)
（作者：张　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