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题中折射的历史

　　有时候，考试不是在测验被考者的知识，而是在表达出题者对知识、风气的焦虑。注重政治秩序的出题者，在试题中表达着他们的道德心情；关心辞赋美文的出题者，在试题中表达着他们的审美意识。看看历史上的官方和民间考试题的变化，常常能够摸到时代主流的脉搏。
　　16世纪以后，西洋的实用新知加上坚船利炮，一直让中国士大夫感到紧张。在西洋和中亚天文学的启迪下，历法错误、天象不确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中国。所以清代嘉庆年间学海堂的试题中，那个大儒阮元就曾经考过学生关于东西方天文历算史上的问题。到了清末，不说官方学校同文馆考数学的风波，就说民间办的格致书院吧，很多著名官员如李鸿章、曾国荃、刘坤一、薛福成、郑观应等等，都曾为书院出过有关西洋新知的题目。从题目中就可以看出当时上上下下的关心所在，这在千年以来一直是以人文知识为重点的考试中相当罕见。比如李鸿章，他出的题目就曾经问到西方测温、测热、测电的方法，问到西方平弧三角与《周髀算经》的关系，问到西方化学原子名称的中文译法，还有一问更关系到西方科学技术的观念史。他说，西方格致学始于希腊阿卢力士托尔德（亚里士多德），到英国贝根（培根）“尽变其说，其学始精”，而到了达文（达尔文）和施本思（斯宾塞），“其学益备”。他问学生说：“能详溯其源流欤？”
　　不仅是官员和士人，皇帝也一样。1895年，受到甲午战败强烈刺激的光绪皇帝在保和殿测试天下贡士，他不再考问士人关于儒家的学问，而是询问士人：“孙子练兵，吴子治军，李靖之问对，所详手法足法，明王骥、戚继光所论练兵之法，其目有五有六，能备举之欤？”这究竟是在考问学生，还是在表达朝野上下知识关注点的转移呢？
　　当文学遭遇历史
　　文学作品常常让我们读后浮想联翩。想象中，诗人很浪漫，很洒脱。不过，有时候也不尽然，读历史学家追根究底的著作，就有些不妙。据说被称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当时总给宰相寄些不怎么磊落的书信，要求贵人给自己引荐；写过“茅檐常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的王安石，是个固执己见的家伙，日常穿衣也很肮脏；那个写了不少书的屠隆，也被徐朔方先生考证出得过性病。历史文献学家把文学家的这些事情连底抖开，就有些像李商隐《义山杂纂》里说的那样，叫做“煞风景”。
　　后代的读者也许没有必要戳破这层去作考古发掘，因为，文学与历史常常发生冲突。说起来，时间仿佛筛子，让人们把有的事情遗忘，有的事情记住。遗忘想遗忘的，记住想记住的，然后告诉后人，那个时候是这样的。文学记住了浪漫和美丽，而忘记了真实、平凡甚至低俗，历史却总是要记住真实、平凡的生活，却常常遗忘了那些曾经在心灵中有过的浪漫和美丽。
　　如果有一天，历史固执地要揭开帷幕，到后台去看一看文学的真实，那可就麻烦了。唐代著名诗人宋之问的诗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让习惯于考据的历史学家一考察，原来，这是他流放岭南时偷偷逃跑回乡时写的。于是，那种“少小离家老大回”时的惴惴不安，就变成了逃犯潜行时的畏首畏尾，那种对故乡似亲却疏、欲近还远的微妙情感，就在老吏断狱的历史照妖镜里，成了昼伏夜行者的紧张心理。
　　（丛 娣摘自上海书店出版社《无风周行》一书，荆崇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