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雷摩托：流浪者的百年圣骑

　　必须承认，哈雷不仅仅是一部摩托车。它容纳了一切让男人肾上腺素狂飙的元素——自由、流浪、包容、狂野、财富、虚荣、民族主义……
　　飞行员造就摩托文化
　　1903年，第一辆哈雷·戴维森摩托车诞生。根据官方记载，它产自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的一个工棚，由威廉·哈雷和亚瑟·戴维森用杂七杂八的零件拼凑而成。
　　当这两个毛头小伙在工棚里挥汗如雨的时候，也许偶尔会做过百万富翁的白日梦，但肯定还没有疯狂到把哈雷和所谓的美国精神绑在一起。
　　直至二战，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人的二战英雄除了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和巴顿，还有一群定格在电影里的飞行员，同时他们也是一帮开着摩托车四处轰鸣的亡命徒，路的一端是鲜花、啤酒和女护士，另一端是空中决斗、死亡和勋章。
　　美国飞行员奠定了摩托车文化的全部基础。除了震耳欲聋的马达，哈雷骑士最重要的行头是黑色皮夹克，那是飞行员的专利。影响之深，还可以从战后蓬勃兴起的摩托车俱乐部中看出。其中的典型，就是“地狱天使”。
　　奥尔森后来回忆，“地狱天使”这个词，给他的MC（英文“摩托俱乐部”的缩写）极大的启示，最后不仅继承了名字，还把白底红字的飞虎队“地狱天使”的标志也抄袭为自己的会标，且一定要缝在黑色皮夹克背后。
　　随着MC的兴起，一出极具美国特色的场景长盛不衰：夕阳下，引擎嘶吼声中，浓烟滚滚，夹杂着一股烧轮胎的焦味，一群精壮汉子身着一水儿的黑皮夹克，从地平线上飞速驶来，表情木然又透着几丝得意，胯下是清一色的哈雷摩托车。
　　领头那个猛男，名叫马龙·白兰度。这是20世纪50年代电影《飞车党》的经典镜头。
　　《飞车党》取材于1947年的真实事件，史称“霍列斯特骚乱”。在加州一处小镇的国庆活动中，美国摩托车协会赞助举行年度的“吉卜赛巡游节”，结果从全国拥来4000名摩托车手，场面失控成了打砸抢，最后演变为骚乱。
　　事后，主办方摩托车协会声称：“99％的车手都是守法的好公民，只有剩下那1％的是暴徒。”此语一出，直接后果是在英文中增添了一个词条——“百分之一的人”，专指反社会的摩托车手和摩托车俱乐部。
　　说来也奇怪，“飞车党”的模仿对象是飞行员，其群体中也有大量复员军人。战斗英雄们刚刚以生命捍卫的这个国家，怎么突然就成他们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了呢？
　　只能说，战争越残酷越刺激，和平就越无聊越没劲。心态上的落差让英雄们无法融入正常生活，于是滑入底层。正如某一位“飞车党徒”说的：“我们就是喜欢炫耀，所以弄出一大堆噪音，然后每个人都会看我们。”
　　圣骑永远“在路上”
　　复员军人造反，只是战后美国大变革的胎动。等十几年后婴儿潮一代登上历史舞台，那对现存秩序的挑战才叫凶狠。所有的美国价值观，都在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严重的动摇，或者干脆重塑，而哈雷摩托，真正地成了“在路上”的流浪者们的圣骑。
　　这一代哈雷骑士的偶像，显然出自1969年的影片《逍遥骑士》。长发、长须、长鬓角，身着花衬衫和黑皮夹克的男主角彼得，与朋友开着威风凛凛的哈雷摩托车穿越美国。哈雷出场时，比彼得本人更隆重——通体镀铬的车身银光闪闪，极具视觉冲击力，再仔细看，那车已经被改装得像彼得本人一样瘦长。整部影片里，彼得都拉着一张冷酷麻木的长脸，开上哈雷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把手表给扔了——标志着和一切社会习俗决裂。
　　直到这个镜头，“自由”这块闪闪发光的招牌才终于钉上了哈雷文化，此前只有青春期的不负责任和放浪形骸。
　　骑上哈雷，彼得们飞驰在沉睡的美国南方，寻找自由。他们看到了神秘宗教公社里一群绝望的精神病人，他们看到了酗酒成性却又有特权的律师（象征主流人群）。整个美国已经堕落得不可救药，于是彼得们带着妓女去教堂嗑药、乱交。
　　电影里有一句著名的台词，彼得冷漠地说：“我从来没想变成别人。”
　　这句话在社会层面上的效果极其荒谬——“逍遥骑士”不想做别人，可别人想要变成他。一时间，按电影里的样式改装哈雷摩托竟蔚然成风。
　　可怕之处就在于此——“追寻自由”，但这一行为不再是自由的，而是模仿。嬉皮士的叛逆，在外观上惊人相似：长须长发不剪，墨镜不摘，黑皮夹克不脱；在精神上，嬉皮士们纷纷求助于东方宗教和毒品；在目的上，追寻到的所谓“自由”，不过是一种复制的心理感受。集大成之体现，是20世纪70年代名作《禅与摩托车维修的艺术》中的一段话：
　　“它（哈雷摩托）没有什么车窗玻璃在面前阻挡你的视野，脚下飞驰而过的是实实在在的水泥公路，和你走过的土地没有两样。它结结实实地躺在那儿，虽然因为车速快而显得模糊，但是你可以随时停车，让那份踏实深深印在你的脑海里。”
　　哈雷进入了“更年期”
　　时至今日，随着汽车工业大发展和更多娱乐方式的勃兴，哈雷似乎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更年期”，不过，死忠的FANS至少还对两件事记忆深刻：其一，是1983年哈雷成立了品牌社区性质的车友会HOG（Harley?摇Owners?摇Group）。其二，是1987年5月老兵节，华盛顿第一次出现了“滚雷行动”大游行。
　　这两个方向，使哈雷在商业拓展和文化渲染上并行不悖。HOG现在已经发展到115个国家，80多万会员，而大游行发展至今，规模越搞越大，尤其在“9·11”之后，它逐渐演变成了爱国主义大阅兵。
　　2008年第20届，共有10万辆哈雷摩托车大游行，组成星条旗的海洋。响彻云霄的引擎声中，车手们无论男女，一律黑皮衣，牛仔裤，扎着大花头巾，一脸以身为美国人而自豪的嚣张。
　　更不能忽略的是，在反恐战争陷入泥淖的当下，历来华盛顿反战大游行的一侧，也有拥护布什的反游行。后者的队伍里，插着星条旗的哈雷摩托车也是少不了的组成部分。在全球化和爱国主义的冲突中，哈雷居然毫发无损左右逢源。因为两边都信奉着一个早已似是而非的概念——“自由”，这可是哈雷文化最重要的一道光环。因为信奉自由，所以哈雷骑士在黑皮衣里穿上一件切·格瓦拉头像的汗衫，是最恰如其分，也颇为常见的装束。《纽约时报》上，记者在哈瓦那采访得知，格瓦拉的幼子居然也是一个哈雷车迷。
　　但哈雷还是在变老。20世纪80年代，哈雷骑士的平均年龄是25岁，进入21世纪时，成了47岁。现在，头盔下不再有压抑不住的长发和大麻烟味，而是“成功人士”的皱纹和白发。哈雷骑士不再是飞车党和嬉皮士，变成了牙医、律师和会计师，他们考虑的是胯下的哈雷车上该有怎样的环绕立体声和卫星定位系统。
　　2006年，美国《新闻周刊》做了一次网络民意调查：“哈雷摩托的黄金时代是否即将过去？”56％的受访者选择了“是的，婴儿潮一代人头发越白，开的里程就越少”。
　　然而，就此对百年哈雷的走向做悲观结论，还为时过早。实际上，本土的颓势以外，哈雷文化已经扩展到了全球。中国明星李亚鹏就是地道的哈雷迷，他在博客上毫不掩饰自己对哈雷的兴趣：“戴上我的行头，推出我心爱的哈雷，花了半小时把它擦拭干净，一丝不苟胜过给自己洗澡。发动点火就像摁Play键，低沉而有节奏的轰鸣声顿时隔绝了这个世界的所有嘈杂。今天是星期天，我的名字是哈雷·李。”同时，在各种哈雷庆典会场，人们开始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性车手，尽管为了驾驶大体量哈雷，她们的块头也不小，而且风吹日晒让她们满脸褶子，但比这更重要的是——她们同样抱有对独立、自由和梦想的追求。
　　（马丹娜摘自《看世界》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