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和布鲁诺之死

　　皆因朝向，
　　所以死有二态，
　　泰山之上，
　　鸿毛之下。
　　方孝孺和布鲁诺相隔千万里，时差两百年，却都遭受了惨绝人寰的极刑：方孝孺被“磔于市”，也就是当众分裂肢体；布鲁诺则在火刑柱上被活活烧死。虽然两人皆为威武不屈的殉道者，但所殉的“道”大不相同，中西方文明的巨大差异也由此显现。
　　方孝孺是明朝初年最德高望重的儒生，被明太祖朱元璋任命为皇太孙允炆的老师。由于皇太子早逝，明太祖死后由皇太孙继位，就是短命的明惠帝，方孝孺理所当然地成为顾命老臣之一，尽管他年龄并不老（死时才45岁）。后来，朱元璋的第四子燕王朱棣打到南京，即帝位，是为明成祖，惠帝则“不知所终”。当时的大臣有投到新皇帝一边的，方孝孺等则死保旧皇帝。那时最重的刑罚是灭九族。方孝孺“名垂青史”的特殊处是“灭十族”，那第“十”族是和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学生。朱棣夺位成功后，召方孝孺，要他起草登基诏书。方坚拒，投笔于地，又哭又骂，说再强迫他写，他就写“燕贼篡位”四字。朱棣大怒，对他说：“汝独不顾九族乎？”方说：“便十族奈我何？”于是他的门生多人也被“收斩”。
　　方孝孺死难的年代是1402年，是15世纪的开始。那时，文艺复兴的朝阳正在欧洲慢慢升起。先有1401年德国人库萨率先破除“地球中心论”的托勒密体系，后有100年后波兰哥白尼的“日心说”问世，紧接着布鲁诺诞生于意大利(1548年)，发展了哥白尼学说，并提出“宇宙无限论”。因被人向宗教法庭告发传播异端邪说，布鲁诺于1592年被威尼斯教廷收审，后来又被引渡到罗马。他在罗马狱中受审讯长达8年，种种辩护都无效，罗马教廷给他的唯一出路是公开、无条件地否定自己的学说，这点他坚决拒绝。最后被判处烙刑，临刑前舌头被夹住，足见他的言论有多大的威慑力。在向他宣读判决书时，布鲁诺有一句名言：“也许你们判决我时，比我收到判决时更感到恐惧。”不过布鲁诺只一人殉难，未株连到其他人。
　　就抽象的个人道德而言，方孝孺和布鲁诺都是铮铮铁汉，为捍卫自己认定的“死理”宁死不屈。但是他们各自捍卫的“道”和“理”却有天壤之别。对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来说，地球就是围着太阳转的，这是他们已经发现而且坚信不疑的事实，国王、教皇都无法改变，这就是科学。与此有关的人在压力面前表现不一：哥白尼慑于可以预料的压力，迟迟不敢公开其发现，直到死前不久才正式发表；伽利略有坚持也有妥协，在教会的淫威下也说过违心的话；布鲁诺则刚正不阿，甚至为此送了命。但是不论怎样，他们还是公开说出并论证了自己的科学发现，他们的历史贡献是与先进的科学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个人也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灿烂群星之一。方孝孺维护的是什么呢？是朱元璋的孙子还是儿子当皇帝，这里面有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吗？
　　再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那时的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得正在埋头研究、发现一条一条的几何定律。据说国王曾叫他辨别工匠制作的金王冠的纯度，他在洗澡时因偶然发现浮力原理而欣喜若狂，一声“尤里卡（意为‘我知道了’——本刊编者注）”穿越时空，成为不朽的天籁。当其时也，中国热门的新学是“纵横学”，苏秦、张仪等正奔走于七国之间，凭三寸不烂之舌，向居王位者兜售他们的谋略，极尽纵横捭阖、权谋计术之能事。其实战国策士们那种下棋般一步一步揣摩对方的反应，再决定对策的“弯弯绕”，现代的博弈专家跟着转起来恐怕也很吃力。这种思维的路数其实与几何学推理是一致的，只是用处不同，结果也就不同。
　　自从与西方人邂逅吃了大亏之后，中国人一直在思考中国为什么落后，许多人总是举出四大发明和其他精湛技术，还有祖冲之发现圆周率早于西方人1000年等例子。事实上，技术不等于科学，因为没有理论，不能举一反三，无法普及。技术只是手段。印刷术和纸的发明确实伟大，但更重要的是用它印出来的书传播什么思想。古代欧洲哲人着迷于探索自然和宇宙的奥秘，不惜为与人间利害无关的真知而献身，中国人缺的就是这种求真知——超越于“经世致用”的客观存在的“傻劲”。中国早熟的是政治文化，是处理人际关系。不过唯其早熟，政治文化本身也受传统之累。当近代西方人争取到了思想言论自由，建立了保护这种自由的民主制度，再不必因“异端”而获罪，从而进一步释放出无限创造力时，中国一方面以八股文章使天下读书人皓首穷经，一方面发明文字狱禁锢思想。结果的差异可想而知：西方历史上学而仕者只是少数，有大批脱离政治的独立知识分子；而中国历史上的士，唯一出路是“仕”，只能把智慧贡献给政治和朝廷。
　　（丁 强摘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一书，黎 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