恣意的代价

　　历代权势阶层要形成自己的统治集团，都要与这个时期的某种社会力量加以结合。在齐桓公时期，是世袭贵族与管仲为代表的工商势力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集中了传统政治权威和社会上的大部分财富，所以，当时在齐国是一种最强势的组合，国内不可能有任何可以与之匹敌的第二种力量出现。工商阶层如果单单以人数论，当然远不如农业人口多；但在齐国，这却是一个极有实力和历史的特殊群落，控制了盐铁渔织和所有商品的流通，等于扼住了一国的经济命脉。
　　管仲时期的治国模式和经营理念，对齐国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强大的物质积累是谋求霸业的君王们梦寐以求的，管仲的最大功绩就是完成了这一积累。无论是齐威王的儿子齐宣王还是孙子齐湣王，都基本上延续了这样的发展模式。工商业在齐国全部产业中所占的份额，很早以前就是所有诸侯国中最大的，这是齐国特殊的国情和现实。对比齐国，一个最为不同的例子就是西部的秦国，在那里，从商鞅到李斯，没有一个为相的人敢走管仲的道路，相反他们还要制定严厉的法律，全面限制工商业的发展。
　　比较起来，齐国更像是一个现代国家，物质丰富，五业并举，还一度拥有天下第一流的学术与艺术。可以稍稍展开一下想象，如果不是处于冷兵器时代的战国，那么在军事方面，齐国将有足够的财力开展军事科研，并购买和研制最现代化的武器，国防应当是完全不成问题的。因为它的工业力量和制造技术天下无敌，支持这种军事扩张的物质基础是非常牢固的。但这只是一种假设，是今天的思维；那时的现实是，七个诸侯国都处于大致相同的军事技术水准，即大家都处于冷兵器时代，战争武器科技含量的高低，还不足以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既然如此，那么一切也就是另一回事了，这就极有可能造成一个相对“开放”和“现代”的国家，反而在战场上处于劣势的尴尬局面。而这种局面在古代是经常出现的。
　　不过，未来的决战是一回事，现世的享受又是另外一回事。齐国国君以及他们的整个集团，正在全力消受丰盈的物质。声色犬马自然不在话下，更为奇异的追求也接踵而来。齐桓公公开宣称人世间所有的享乐都已尝试过，唯有人肉没吃过，于是就有了易牙献子的耸人听闻的记载。君王殿阙无数、宠幸无数，却还要巡游于官设的妓院。以管仲的殷勤和智慧，集结财富的能力是第一流的，服务的周到也不会有问题。上有所好，下必效法，所以许多年后，在苏秦所描绘的临淄城的“盛况”中透露出的市民的享乐主义，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代霸主齐桓公大概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终局。他的晚年虽然仍旧拥有天下最强大的军队，却不能将自己解救出囚禁的高墙：几个佞臣竟然在宫廷混乱中筑起了四面大墙，把齐桓公囚在里面，使外界不能与之沟通。这时的赫赫霸主不仅不能威令四方，连喝水吃饭都成了问题，他向一旁的妇人索要吃的喝的，妇人回答：“哪里有啊！”齐桓公竟然被活活饿死了，死后近七十天无人过问，蛆虫都爬到了户外。
　　齐宣王时期是更有名的“盛世”，享乐的资本似乎也更大了。当时有人对他说：世上所有的良马和良犬，以及西施那样的绝色，如今都归您所有了。齐宣王要建造一个宫室，面积竟广达百亩，堂上住得下三百户，结果征调了全国的人力物力盖了三年。齐国不仅有雪宫，还有渐台、祭台、瑶台、柏寝台等，到处都是华丽的宫殿，专供君王们游乐。
　　齐湣王在经历了威王和宣王的两代强盛之后，势力远在其他诸侯国之上，骄横到不可一世，竟然称帝，四处征讨，惹得人怨沸腾。这个时候稷下学宫已经完全变成了装点门面的东西，学者们如果敢于议论政事，就会遭到程度不同的贬斥，有的甚至被残酷地当街杀戮。结果一些最重要的学者先后离开了齐国，有的是冒着被杀的危险急急出逃的。这时候的齐国已是上层纵情享乐、下层绝望无为，国势羸弱、民心涣散。曾经战无不胜的齐军，竟然在拼死进逼的敌军面前一哄而散，成了一时的笑柄。不久前还傲慢不可一世的齐湣王，被进犯之敌一口气赶出了临淄城，华美无比的宫殿被洗劫一空，敌军搬运珠宝奇珍的大车日夜忙碌。齐湣王逃到了东部小国，最后竟然被赶来救援自己的将军用最残忍的方法杀死了。
　　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物质主义闹得沸反盈天的年代里，经过几代齐国君主毫无节制的挥霍，齐国的元气早就耗尽了。可以说，这个国家已经被物质所累、被奢靡所伤，毒至骨髓、病入膏肓。就这样，在恣意放纵了几代之后，到了齐王建这儿终于永远地画上了一个句号。
　　（杨兴文摘自作家出版社《芳心似火》一书，黎 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