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在一所重点中学教书,我们便住在这所学校里。在这所学校里读书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市区,家里的生活条件都很优越。
这天,来叩门的是一个女学生,目光低垂,衣着朴素。跟在她身后的是一位中年人,裤褂上都打了补丁,从眉目上看,显然是女学生的父亲。
进得屋来,父女俩拘谨地坐下。他们并没有什么事,只是父亲特地骑自行车从八十多里以外的家来看看读高中的女儿。“顺便来瞅瞅老师。”父亲说,“农村没什么鲜货,只拿了十几个新下的鸡蛋。”说着,从肩上挎的布兜里颤颤抖抖地往外掏。丈夫正欲阻止,被我用眼色拦住了。布兜里装了很多糠,裹了十几个鸡蛋。显然,他做得很精心,生怕鸡蛋被挤破。
十几个鸡蛋放在茶几上,滚圆新鲜,我提议中午大家一起包饺子吃,父女俩一脸惶恐,死活不肯,被我用老师的尊严才“震慑”住。吃饺子时,父女俩依然拘束,但很高兴,我也是少有的开心。等到父女俩下午要走时,我已把鸡蛋放在了柜橱里。
送出门去,我问女学生:“你的生活能维持吗?”她点点头。我又对她说:“也许你家现在不富裕,但记住,贫困的仅仅是生活,而不是你。没有人有权利嘲笑你!”
送走女学生和她的父亲,回屋,丈夫一脸诧异。他惊奇一贯铁面无私、从来都把送礼者拒之门外的我为何因十几个鸡蛋而折腰?为什么一贯不喜喧闹应酬的我非破例要留父女俩吃饺子?
望着丈夫不解的眼神,我微微一笑,开始讲述二十年前自己经历的一件事。
在我十岁那年夏天,父亲要给外地的叔叔打一个电话。天黑了,我跟在父亲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地去十里以外的小镇邮电局。我肩上背的布兜里装着刚从院子里梨树上摘下来的七个大绵梨。说不定小妹为这七个绵梨正在家里哭鼻子呢。这棵梨树长了三年,今年第一次结了七个果。小妹每天浇水,盼着梨大。但今天晚上,被父亲全摘下来了。小妹急得直跺脚,父亲大吼:“拿它去办事呢!”
邮局早已下班。管电话的是我家的一个远房亲戚,父亲让我喊他姨爷。进屋时,他们一家正在吃饭,父亲说明来意,姨爷嗯了一声,没动。我和父亲站在靠门边的地方,破旧的衣服在灯光下分外寒酸。一直等姨爷吃完饭,抠完牙,伸伸懒腰,才说:“号码给我,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打不打得通。”五分钟之后,姨爷回来了,说:“打通了,也讲明白了,电话费九毛五。”父亲赶快从裤兜里掏钱。姨爷说:“放那儿吧。”我看见一张五角、两张两角的纸币和一枚五分的硬币从父亲的手里躺在了桌子上。
父亲又让我赶快拿绵梨。不料,姨爷一只手一摆,大声说:“不,不要!家里多的是,你们去猪圈瞧瞧,猪都吃不完!”
回来的路上,我跟在父亲的身后,抱着布兜哭了一路。仅仅因为我们贫穷,血缘和亲情也淡了。仅仅因为贫穷,我们在别人的眼里好像就没有必要再有一点点自尊。
在以后的成长过程中,那刺眼的九角五分钱和姨爷摆手的动作一直深深藏在我心里。它像一根软鞭时时敲打着我的心灵。虽然它会激励我上进,但随着岁月的增长,创伤却越来越深,以至于因为它我整个童年的记忆都涩而苦。
当我讲完这番话,丈夫一脸释然。我想他能明白。是的,我喜欢今天来的那个女学生,从她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我不会做姨爷那样的手势,给一个女孩子的记忆留下灰色的印疤。我相信,我今天的饺子对女孩子的作用决不亚于姨爷那一摆手的动作对我的影响。因为无论何时何地爱心的力量总比伤害的力量大得多。
可爱的女孩子,多年以后,希望你能甜蜜地回忆起这顿饺子和那个用心良苦的女人。
(作者:苁 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