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诺贝尔奖更大的成就

　　巴格达的傍晚，夕阳都是血色的。这里刚刚发生了一起冲突，被联军围杀的除了伊拉克左翼分子，还有十几个平民。救护车在救治还有一口气的伤者。里维尔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在记者当中，他显得很醒目——拿的是家用DC，而且与其他记者麻木的眼神相比，他那种深沉的、饱含着痛意的眼神让人记忆深刻。除了记者，一般人是不愿意在冲突刚过、硝烟还未散尽的时候到达现场的。他是个例外。
　　不久后的一天，左翼分子企图劫持联军军车上的物资，双方发生交火。我得到消息后，马上赶到巴格达郊外那条因为战争而变得千疮百孔的公路，在那里我第二次看见了里维尔。
　　十几个来自各国的记者，在公路边寻找着可供拍摄的掩体——石头或者破旧、残缺的房屋。我兴奋地拿起相机，准备抓拍联军向左翼分子开火的画面。镜头里，左翼分子躲藏在物资车后，把一颗银色的、拳头大小的炸弹扔了出来。一股强大的力量把我向后拖去，接着是一声用英文喊出的话：“闭眼！否则你会瞎掉！”我被拽得踉跄地向后倒去，危急时刻我听话地闭上了眼睛，手同时按动了快门。即便是闭上眼睛，我也隐约感到眼前猛地一亮，接着传来了一阵惨叫声。
　　等了似乎一个世纪那么长，我才敢睁开眼睛。除了少数几个人，一些记者和联军士兵都抱着头在地上滚动着，发出痛苦的呻吟。
　　“剧烈闪光弹，他们突围了！”身后，一个声音平静地传了过来。
　　我扭过头去，伸过来的是一只大手。“里维尔。”他自我介绍说，蓝眼睛里带着一丝友善的笑意。
　　“你不是记者，”我笑着和他握握手，“就算是战地记者，也不会这么了解这些武器。”他点点头，没有解释。
　　回去的路上，有一个美国记者悄悄地告诉我：“离他远一点儿。他是个屠夫，C&K公司武器实验室的科学家，美国有20％的杀伤性新武器是他们研发的，是他们给这个世界带来了灾难！”
　　我愕然，开始有些明白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说得含蓄些，也许是来做“售后服务”；说得恶毒点，是来拍摄一些照片，看看自己研发的武器的效果。尽管后来我们又遇到过很多次，但是我都有意避开他，不愿意跟他打招呼，我觉得他满手血腥。
　　那是在联军的一个记者招待日。我们采访完毕，中午时分从联军军营开始向巴格达各自的驻地返回。因为完成了任务，大家都很兴奋。只有里维尔，他坐在车最后一排的座位上，似乎睡着了一样。
　　中途有人要下车方便。里维尔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还善意地对我笑了笑，我装做睡觉没有理会。可是，大概一分钟后，一辆吉普车快速从我们车边掠过。一颗黑色炸弹被扔进了我们的车厢，冒出的青烟让我们慌乱起来，大家拥挤着想下车，里维尔却在车下大喊：“不！不！千万别从车门下车，砸碎车窗，快，跳下去！”我们都一愣。
　　里维尔原本在公路那边方便，这时他快速地跑了过来，在车门前大概两米左右的地方一跃上了车，用胳膊抓住了车门两旁的边沿说：“快去砸那些玻璃！他们在车门前扔了压力雷，你们一旦下车，慌乱中碰到，会被炸成碎片的！”在众人的撞击下，坚实的玻璃终于被砸开了。人一个一个地钻了出去，里维尔不断在后面催促：“快！快一些！车里这颗手雷马上就要爆炸了！”
　　在我们钻出车窗、向前狂奔的时候，听到一声巨响。整个车体在爆炸中燃烧起来。因为逃生迅速，只有几个人受了轻伤，受伤最重的是为了救我们最后钻出的里维尔。他在巴格达联军援助医院做了手术。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的精神状态已经好了许多。
　　“你到这里来做什么？”我忍不住问了里维尔这个问题。
　　他让我把他床前的包拿过来，打开，从里面拿出了几本相册。有阿富汗的，有巴格达的，有巴基斯坦边境冲突的照片，上面都是一些死者和伤者，透过这些照片似乎能看到那些死去的灵魂，听到幸存者的呻吟。
　　“我是一个武器开发人员，”里维尔轻轻地说，“我们的任务就是开发出一些威慑力强的武器。但我们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在一个纪录片里看到了战争肆虐下的那些镜头，我们迷惑了。从那以后，我们实验室的5个人就利用假期，分别到一些有战争和冲突的地方去，拍一些照片回去，挂在我们的实验室里。它提醒我们不能再去发明那些威力巨大的杀伤性武器。科学在我们手里，每一次进步只能是灾难。”
　　“那公司能同意吗？”我看着里维尔奇怪地问。
　　他摇摇头，苦笑着说：“对我们来说，只有发明新武器才是成绩。公司对我们实验室很失望，但我们不能为了业绩和高薪就放弃自己的良知。我们一直在呼吁更多的同行都这么做，我们可以开发一些没有杀伤力也可以制服敌人的武器，对那些威力巨大的武器说‘不’！”
　　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里维尔·迈克，一个34岁的美国人，或许他算不上科学家，或许他终身都无法取得任何与科学相关的成就。但是，他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成就——一种良知与道德上的成就。它无时无刻不在闪光，甚至比诺贝尔奖还要可贵。
　　（科　荷摘自《东西南北》2008年第12期，李晓林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