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可西里的欲望与救赎

　　一个城市的淘金史
　　可可西里，蒙语是“美丽的少女”。作为世界上原始生态环境保存最完美的地区之一，是中国面积最大、海拔最高、野生动物资源最为丰富的自然保护区之一，亦是“生命的禁区”——在陆川的电影《可可西里》里有一个镜头，野牦牛队队员对跟随的记者说：“当你走进可可西里，你走的每一步，都可能是人类踏上这块土地的第一步。”
　　《可可西里》根据真实的故事改编。20世纪80年代，欧美市场对以藏羚羊绒为原料的沙图什披肩的需求增加，让这一“生命禁区”迎来了疯狂的盗猎分子。直到1993年，“藏羚羊保护神”索南达杰才组成了一支名为“野牦牛队”的巡山保护队。野牦牛队和盗猎分子进行了5年多的浴血奋战。其时，索南达杰说过一句话：“在中国办事，不死几个人是很难引起全社会重视的。如果需要死人，就让我死在最前面。”此话一语成谶，两任队长索南达杰和扎巴多杰先后身亡。
　　索南达杰在与18名持枪偷猎者的对峙中被枪杀，遗体仍保持跪射姿势，“被可可西里－40℃的风雪塑成一尊冰雕”。他是中国环保史上的英雄。他的妹夫扎巴多杰继承他的遗志，但在事业未竟之时，却在家中扑朔迷离地“自杀”身亡。
　　“美丽的少女”可可西里为世人所知的那刻起，就不仅代表着众人也许一辈子都无缘观赏的风景，还有电影里讲述的枪声、贪婪、英雄主义与生命的消逝。带着这些回忆，我来到了最接近可可西里的城市格尔木。
　　对于想进入可可西里的淘金者来说，格尔木有着极端矛盾的两面——一是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就设在格尔木，进入无人区必须向管理局出示有关部门的批文；一是格尔木的“黑三角”，以前是贩卖藏羚羊皮的地方，据当地的知情人透露，现在是淘金者租用车辆设备、做出发准备的地方——因此，格尔木之于可可西里，有光明与黑暗的两面。
　　我在格尔木见到了老人欧阳荣宗。这是扎巴多杰当野牦牛队队长时期，为野牦牛队反盗猎提供资金的一位石材老板。他是扎巴多杰最忠实的老友，野牦牛队的队员称他为“董事长”。多年过去，他见证着可可西里的淘金者变为盗猎者、盗猎者又变回淘金者的西部往事。
　　“1982年秋冬之际，格尔木市市长出访。在澳大利亚的一个晚宴上，澳大利亚一家企业老板找到市长，要求与市政府合作开发马兰山金矿。市长当时根本不知道马兰山在哪里，更说不上有金矿的情况，但他马上意识到这是一条重要商机，便单独约这位老板商谈合作事宜。”
　　欧阳荣宗向我叙述了一个流传在少数人口中并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接下来，在市长下榻的酒店，那位企业老总把美国通过遥感卫星拍摄到的资料出示给市长看，在图上显眼地标示着马兰山的位置。
　　“市长没有马上答应与他合作，委婉地说明待回国和相关部门研究后，再通知他到中国来。其实当时在格尔木引进外国企业，简直难于上青天。然而，那个遥感地图也带给市长多个不眠之夜。他反复研究地图上标示的具体位置，最后才搞清楚就在可可西里昆仑山布喀达坂峰南面，太阳湖一带。可可西里被视为生命禁区，那一带已沉静了千万年。市长把这件事悄悄地告诉了亲朋好友。黄金的诱惑，促使一些人铤而走险，他们决定拜访马兰山。”
　　欧阳荣宗在他尚未写成的回忆录中描述了当年的场景：茫茫的无人区，虽然已是6月艳阳高照，但依旧寒风袭人。在太阳湖畔，骡子艰难地驮着3个拜访者在无际的可可西里朝着马兰山方向移动。日历翻开在1994年初夏，在一天中午时分，他们惊奇地发现，这里的沙子里布满星星点点的黄金颗粒，简直是到了梦幻般的世界，他们只需要弯腰，金子便随手可拾。可可西里严酷的气候，随时能吞噬一条鲜活的生命，淘金者为了保命不得不先离开那黄金遍地的马兰山。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他们回到西宁，马兰山到处是黄金的消息便一传十、十传百地迅速传开。
　　第二年几百人进入无人区，第三年几千人进入该地区，采金的金农人数每年以跳跃的数字增加。每年数万金农涌向格尔木，格尔木重新“换位思考”，最终决定成立黄金公司，实施对矿产资源的有序管理。每张采金证400元，金农必须拿到采金证，才能放行入金场。
　　“因为先期进入金矿的老板个个都暴发致富，格尔木的街道两侧随处可见发迹者拥有的宾馆、商场、酒店及个人别墅、豪华车辆。黄金的收入带来巨大的变化，人们向往着到金矿发财。人越来越多，采金证供不应求，最后一张‘采金证’经过操作，价格竟达到1200元。”
　　1989年5月下旬，格尔木发生了轰动全国的黄金风波。马兰山出现了30年来罕见的降雪天气，近2.78万名采金农民在青藏公路1017公里以西被困。这场风波揭开了当地政要和金霸头权钱交易的黑幕，包括格尔木市副市长在内的多名官员因受贿受到刑事处罚。
　　“80年代的那场黄金风波扫荡着4.5万平方公里的可可西里，机械声、枪声、野生动物的哀鸣声，弥漫在可可西里的上空。金农大量涌入，而且他们是有组织的团体，占地为界，各占各的领地。金场老板的组织有大有小，小的30～50人一伙，大的300～500人一帮，但不论大小，他们都有自己的组织，一旦发生冲突就会相互争斗。”
　　每逢六七月，可可西里到处因天气变暖而翻浆，在这个时候，车辆通行困难，生活供给往往跟不上，金农的生存主要靠猎杀野生动物维持，吃了肉也不忘带走皮子。有金农因挖不到黄金，不想空手而归，干脆就放弃挖金而专门盗猎。藏羚羊就从几十万只降至十几万只，减少的速度十分惊人。
　　“平静的无人区因为淘金者的进入，给野生动物带来灭顶之灾。野牦牛、野驴、藏羚羊成为这场黄金浩劫的牺牲品。”欧阳荣宗描述的场景惊心动魄。
　　一个守护者的困境
　　我是在格尔木的宾馆见到普措才仁的。这是一个皮肤黝黑、粗眉大眼的魁梧汉子。当他走进宾馆房间的时候，几乎把门都堵住了。
　　对于我来说，普措才仁是我了解西部淘金的“线人”。不仅因为他是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下设的森林公安分局的一名森林警察，还因为他与众不同的身世——英雄索南达杰是他的舅舅，扎巴多杰是他的父亲。
　　1994年，索南达杰遭枪击身亡时，普措才仁上初三。随后，他的高中假期都是和继任野牦牛队队长的父亲，在山里度过的。普措才仁说：“那个时候我学会了开车。至于打枪，我以前就会。”有一次，普措才仁和父亲在山里发现了盗猎的迹象，他父亲就带了一拨人，绕着雪山去追捕。而留下来的高中生普措才仁，和三个队员在一起，车子在鲸鱼湖中被困了两天两夜。“我们在咸水里待了两天两夜，吃生肉、喝雪水。最后出来的时候，袜子都在鞋里面烂掉了。这也不是什么危险，但这是我第一次尝到两天不吃饭的滋味。”少年普措才仁不会想到，他跟随父亲保护可可西里的这段日子，只是一个开始。他在随后的日子里，要承受比这种肉体痛苦更深重的煎熬。1999年，青海财经学院毕业后，普措才仁就到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报到，成为一名林政人员。后来他考上了南京森林公安专科学校，成为一名警察，2003年再次回到可可西里。对于他来说，到可可西里工作，全因已经去世的父亲的一句话：“以后我在也好，不在也好，你毕业后必须到这里来工作。”
　　“别人家里留下钱财、这个那个，咱家没有。舅舅和父亲给我留下的就是一块空地，让我去守着它。这就是我来的目的，很简单。”
　　但是，抱着“守着可可西里这块空地”目的而来的森林警察普措才仁，一毕业就吃了瘪：“2003年，我从学校刚出来，被分到二道沟去。我在二道沟发现一个乱采乱挖的小作坊，属于大面积的破坏。我们专门到那里做了笔录。可是移交到局里去后，当时的老局长却直接来了句：这小子不懂货。”
　　普措才仁给我画出了一张淘金者进入可可西里的路线图。可可西里目前有3个保护站，没有许可不得进入。但淘金者往往绕过这些保护站，有的绕道从新疆进入，有的利用可可西里附近的矿场作掩护，将车辆、食物、人员偷偷送进可可西里。
　　一张关系网的潜规则
　　10年来，普措才仁逐渐发现了在可可西里淘金的潜规则。局里指定的巡山路线，经常和淘金者背道而驰；在气候严酷的可可西里，淘金有季节性，年中是淘金旺季，局里却总是在年底才有大规模的“清场”；现行的法律条例，也没有给他们打击淘金者以有力的支持，被抓到的非法淘金者往往只是被罚款。
　　2005年11月11日，距离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倒计时1000天的日子，志愿者吴柱从温州赶到北京。同一时间，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老局长和管理局巡山队员也到了北京，庆祝藏羚羊“申吉”成功。晚上，吴柱和普措才仁在铜锣鼓巷的“过客”酒吧见面了。他们一起看了一部关于可可西里的纪录片《平衡》。“当时我们都哭了，出来的时候就成为了好朋友。”普措才仁说。
　　吴柱渐渐从普措才仁口中得知可可西里有淘金者，他便开始了自己的调查。2007年，吴柱曾和当地的淘金者有过接触，其中包括一个湟中县的淘金老板，人们都称他为“大头”。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大头”一边骄傲地指着他靠淘金盖起来的漂亮房子，一边毫不掩饰地对他说：他知道“金霸头”每个摊子给管理局的人30万。一共4个摊子，分别由4个“金霸头”进行开采。他的一个亲戚2006年的获利就有七八十万。
　　“这里的水不深，但很浑。”普措才仁有他的痛苦——他一度发现局里有人曾为获得藏羚羊标本，居然去打舅舅用生命保护的藏羚羊；他看着淘金者用金钱诱惑他局里的好兄弟；他甚至公开站到了老局长的对立面。更多的时候，普措才仁是孤单的，一个人对抗一群人的利益。
　　这是两代人的选择：普措才仁的父辈为了保护藏羚羊，和盗猎者对峙；在藏羚羊数量逐步回升的今天，普措才仁又选择了和淘金者甚至是淘金者背后的利益链与关系网对峙。
　　一个“门户”的集体救赎
　　1992年，治多县的老师扎西多杰，在学校的招贴栏看到了一张海报。海报的发布者正是索南达杰。为了对付疯狂的盗猎者，这位西部工委的书记正招兵买马。扎西多杰成为他招募的第一个志愿者，并担任秘书一职——从西部工委成立到索南达杰牺牲，他们一共12次进入可可西里考察，行程6万公里，历时354天。
　　“我记忆里的可可西里是灰色的可可西里。那是一个大自然生命结构非常单一的地方。当时我从那里出来，见到外面的绿色，绿得眼睛都睁不开，感觉太奢侈了；听见苍蝇发出嗡嗡的声音，也感觉是生命的召唤。”扎西多杰认为可可西里的大自然让人感悟良多，甚至让人去信佛教。
　　他再去可可西里已经是2006年。当时他负责帮人领路，可可西里展现在他面前的景象让他失望不已：“我带羌塘保护区的人过去，原来说可可西里是野生动物的天堂，他们看到的却是被淘金者弄得一塌糊涂的景象。按照当时动物的数量和生态的状态，可可西里简直就是一个垃圾场。”
　　多年来在可可西里巡山的普措才仁也发现，遭受淘金者破坏的可可西里情况不太乐观：“可可西里和10年前相比，又是变热又是沙尘。以前我们是第三极，随便就到零下30摄氏度，我们巡山的时候，可以在冰面上行驶，现在你试一下，不掉下去才怪呢。”
　　“藏族人都是天生的环保主义者。”在扎西多杰看来，对于将自然视为“神山”，有着宗教信仰的藏族人，最需要做的是告诉他们，他们是有“监督权”的。这正是扎西多杰为反对淘金所做的事情。他的协会面向西部的年轻人、社区和乡村老百姓，和法院合作，已经组织了6期跟非法淘金有关的法律普及班。
　　“我以前看过这样一句话：既要金山银山，又要青山绿水。”扎西多杰说，“第一个要的就是金山银山。这就是我们这个发展中的大国，这个以经济为主导的时代。大家眼睛一睁就想钱的事情。但每个人都只关注自己的七情六欲，谁真正去关注生态呢？”
　　“可可西里，是天堂，是地狱，还是见证生命与信仰的圣地？因为，可可西里的故事难以诉说，只有真正走过的人才能体会！”导演陆川曾这样说过。此刻，在我的远方，正是每个人口中不同的可可西里。这个无人的地带，依然灼烧着人们的欲望——欲望变成淘金者手中的金沙，变成“美丽的少女”脸上的深坑，变为纠缠在人性中的灰色记忆。可可西里在欲望中寻找着救赎，如同一面镜子，反映着物欲时代我们的处境。
　　（高　翔摘自《新周刊》总第303期，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