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定律

　　19世纪，英国思想史学家阿克顿勋爵道出了一句具有铁律性质的警世格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其实，阿克顿的说法只能算是一种温和的描述，因为绝对权力所导致的岂止是腐败？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在自然层面上这样评价女人：“本性上比较软弱、比较冷淡，女人比男人富有同情心……”而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则在政治层面上颠覆了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女人的缺点还不仅仅在于柔弱和缺乏毅力，如果放松她们的话，她们也会变得残忍、诡计多端和野心勃勃……而且从她们那里发出更加任性和专制的命令……”
　　如果说这还只是文本意义上的叙述，那么有一个人却通过实际“案例”深刻认识到：女人面对权力所表现出来的令人恐惧的面目，并不逊色于男人。这个人就是汉武帝。
　　当刘邦还是草莽之徒时，一个小他20多岁叫吕雉的纯朴姑娘嫁给了他。后来刘邦击败项羽当上皇帝，吕雉也就一跃成为皇后。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驾崩，其长子刘盈即位，从此大权便落到了吕后手中。此时，那位原本纯朴的姑娘早已变成了一个心狠手辣的毒妇。首先，为了剪除异己，手握“绝对权力”的吕后毒杀了赵王如意，进而把刘邦生前的宠妃戚夫人以极其残忍的手段予以戕害。
　　当历史演进到汉武帝这一代，刘彻黄袍加身皇权在握之际，并没有忘记吕后的恶行。于是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即“子为储君，母当赐死”——就是说一旦确定了皇太子，其生母就必须去死。汉武帝以此来防止类似“吕后”这样垂帘听政所导致的悲剧再度发生。
　　我姑且称此为“汉武帝定律”。
　　后来北魏人也遵守着这一“定律”。所以每到宫中立太子，必是哭声一片，因为这就意味着其生母的生命行将结束。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留犊去母”现象，到了宣武帝立儿子拓跋诩为太子时终于发生了变化。宣武帝不忍看到拓跋诩的母后死于非命，动了恻隐之心，这个幸运的女人也就止步于地狱的门槛。然而历史并没有因此翻开美丽的一页。免于一死的女人即日后的胡太后，不仅篡权干政，而且荒淫无度、极尽房帏之私，最后在权力的诱惑与争夺中，竟然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独子！
　　不过，更加证明“汉武帝定律”之正确性的还有唐代的另一个女人，那就是武则天。与前述吕后和胡太后不同的是，武则天从后宫才人到昭仪再到皇后、皇太后，其过程本身的诡谲、充满阴谋和杀戮已提前验证了“汉武帝定律”的正确性和事前防范的必要性。
　　从武则天为了加害皇后而掐死亲生女儿算起，为了权力的梦想得以实现，她先后害死了自己的女儿、儿子、儿媳、兄弟、姐妹、侄女、孙女、姑母等不下二十人，被她害死的还有近百位高官。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武则天把皇后和高宗的宠妃萧良娣以类似吕后的凶残手段——剁掉手脚投入酿瓮中，“令其骨醉”而受尽折磨致死的故事。林语堂在评价武则天时曾这样悲鸣道：“谋杀既然成为习惯，凶手对谋杀就失去了恐怖……在武则天心里，屠杀就是伟大，就是权威。”
　　呜呼！难道上苍给予女人禀性中的温厚善良在权欲面前竟然如此不堪一击？历史并没有由此终结，又一个女人出现了，与前几位相比，她不仅再次验证了“汉武帝定律”，同时也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那就是慈禧太后。
　　晚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屈辱的一段时期，从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入侵，从《马关条约》到《辛丑条约》，这个曾经的泱泱大国被一次次地侵占和羞辱。于是光绪皇帝在维新派的影响下锐意变法以图强国。事实上，慈禧太后一开始并不反对变法，只是当她发现如此下去定会动摇自己的权力基础时，迅速翻手出刀，砍下维新派六君子的头颅、扼杀新政，并把光绪皇帝囚禁于瀛台，以确保自己的地位。
　　八国联军打入北京之后，仓皇出逃的慈禧太后居然在自身难保时还下令把光绪皇帝一生的至爱——珍妃扔下井淹死了。而在早些时候有个叫崔得贵的太监因为在与慈禧下棋时得意忘形地说了一句“奴才杀老佛爷的这匹马”而惹得太后发怒，那个倒霉蛋即刻死于猛杖之下。
　　这让我再一次想起了苏格拉底那句名言：“强权的基础就是暴力……”
　　西方著名学者沃拉斯在《政治中的人性》一书中这样写道：“绝对不可能从人性原则推断政治学。”如果延伸其意则表明，若以自然层面上女性的“善心”多于男性来推断她们在政治层面也会比男性更善，至少从中国历史中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在我看来，汉武帝刘彻两千多年前已经看透了封建社会“政治中的人性”。
　　“汉武帝定律”至少给我们现代人以这样的警示：当权力失去制约而成为绝对权力时，罪恶就必然产生，不管统治者是男性还是女性。
　　（郑　重摘自《联谊报》2009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