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您的教室,6年后,我以最快的速度,成为了您的同行,站在了与我的母校相邻的小学校的讲台上。那年,我18岁,您也不过40岁左右吧。
认识您的时候,您是我小学五年级也就是毕业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我还不到12岁,营养不良,面黄肌瘦,穿着姐姐穿过的宽大衣衫,毛楞楞的脑后,支棱着两条歪歪扭扭的辫子,因为大多数的时候是我自己编的。有次运气不好,费好大的劲才编成,急急忙忙往村头的学校飞奔,刚到校门口,铃声响了,一只辫子受惊吓似地散开了。我急中生智,一手攥着辫子一手提着书包继续飞奔,还有几步就到教室了,一抬头看见您,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擦过您身边,进了教室。
可是还没等我坐下,一声棒喝,把我从座位上提到半空,您涨红了脸,劈头盖脸一顿臭骂,说我披头散发,是山里野粮食吃大的,骂够了,您不让我坐,让我站到教室外面去。我捏着辫子,低着头往教室外面走。我想不出山里头的野粮食什么样子,觉得自己很像青青的麦苗地里长出的一株野草,突兀、丑陋。
放学了,我的罚站自然结束。我红肿着眼睛回家,推说头疼不吃饭。可是念小学三年级的妹妹还是看到了我在教室外站了一个上午的“辉煌事迹”,并添油加醋地汇报给了全家。以后,这件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了妹妹攻击我的重要武器。于是,我记住了对您的仇恨。
那次罚站以后,我改变了许多。我学会了撒泼,在一次又一次撒泼后,母亲终于捉起了剪刀,剪掉了我的长发。我是我们村里女孩子中第一个剪“寸头”的,长发没了,烦恼却不少,我的同学开始叫我“假小子”,最初是因为发型,后来是形神兼顾。同学们叫我“假小子”,您似乎觉得还不准确。所以,当我和另一女同学起了争执,您在把我驱逐出教室的时候,您给我进行了解说:不男不女,“二阴子”样儿……然后您开始上课。对于争吵一事,本来我胜券在握,您却不屑于过问,还给了我这么一个侮辱性的绰号。
有时我想,您一定信奉严师出高徒的古训,是为了磨砺我的意志才这么做的。但结果因为我的年幼无知,不能理解您苛刻后的良苦用心,才使我难以释怀,从而影响了我人生之路的抉择。
现在想来,您没有理由恨我,在您接我们班时,我是班里成绩数一数二的学生,您很有可能寄我于厚望,只是为了锤打我,激励我,才采取极端的做法。只是您判错了我的材质,我不是篮球型的,越是用力拍打,弹得越高。小时候的我,也许更接近于一棵幼苗,需要雨露、阳光和呵护,过多的风霜与修剪,会迟滞我的成长成材。
您在全班同学面前摔掉我的作文本,说“抄作文都抄不正确,错别字满篇”,那其实是我自己写的,如果您稍微问问我的前任老师,应该会知道我作文还得过奖,可是您这样骂我,我就再也不肯认真写作文了。因为我的字写得不好,您5次撕掉我的作业,当别的同学吃完午饭返校时,我的第六次作业交了上来,比前5次都潦草,您看也不看收下了,我竟然感到胜利的喜悦。从那以后,我的字迹越来越乱,错别字满篇,您再也没管过。
那一年时间极其漫长,但毕业升学考试还是如期而至。为了评比,学校准备进行预选,留几个不可能考上中学的学生,以此提高升学率。我在您的名单之中,于是在父亲与数学老师的请求下,您勉强同意了我参加升学考试。在10里外的县城中学屋檐下,您一个一个给我们核对数学答案,笨拙、认真,我忽然觉得不恨您了。不是因为我的数学几乎全对,只是觉得那会儿您最像个老师。
可是我的好感维持不到一个星期,升学成绩出来后,我的同学一半落榜,而我在没落榜的那一半里,并且还很靠前。您给前来看分数的同学说,我怎么能考上,我是怎么混上去的?于是我又背着“混”上去的名声进了中学。我真的恨您了,上了中学,我从班主任嘴中得知,如果学习足够好,3年后就可以考中等师范,再3年就可以做一名小学老师。于是在3年里我刻苦学习,在四五百人的竞争中,成了寥若晨星的胜出者。于是在6年后成了您的同行。
可是,在做了您20年的同行,当您衰老得再也不能走上讲台时,我忽然感到自己的悲哀。我想,我最初的心愿已经成倍实现了:成了一名优秀教师,我的学生走向五湖四海,年前节后不时有来自远方的问候,这也许是一个老师最大的快慰。但我还是不能释怀。二十多年后,当我在平凡的讲台上站得有些倦怠了的时候,当我当年的同学在大城市干得风生水起的时候,我才明白,我一直都没能原谅您,而您却轻易地指定了我的人生轨迹。但愿我在当老师的时候,永远不说您当年对我说的那些话,做您当年对我做的那些事,那会伤害一个孩子一辈子的。
(白桦摘自《当代青年》2008年4月上半月刊,杜凤宝图)
(作者:杨 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