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时候,学校的教学区和生活区之间的街上,有一个小小的邮局,邮局门口是一个小小的邮筒,有一年快到新年的时候,我记得那个邮筒装了全校同学的信和卡片,每天下午都是满得塞不下一片纸。每天下午四点钟,都会有一辆邮局
大学的,学校的教学区和生活区之间的街上,有一个小小的,邮局门口是一个小小的,有一年快到新年的,我记得那个装了全校同学的信和卡片,每天下午都是满得塞不下一片纸。每天下午四点钟,都会有一辆邮局的车开过来,把这些信取走,所以就有人想出办法,三点多的时候过来等邮局的车,直接把信装在的袋子里。
新年更近了,开的时候,从里面流出的信像一只只粉白的蝴蝶,哗啦啦向外涌,那位蔗不多四十多岁的总是宽厚地假装抱怨“哪来那么多要寄的信呢,我一年才寄了三封呢”。
听了,我就在旁边笑,他故意瞪起眼睛说:“笑什么,你手上那封信要不要寄,今天不寄,就留着明年吧。”
我仿佛被人识破了一样,拿了一封信的手拼命向后缩,“不,不,这个不寄。”
其实,那封信是想寄却不需要寄的。
多少机会,我都可以直接交给他,比如下周日合唱团活动的时候,我可以在音乐教室里交给他;或者周四的体育课下课的时候,我飞快地穿过跑到排球场,在他还没有离开之前交给他;或者就是明天,在他陪我去礼堂前面的空地骑自行车的时候,我从乱乱的书包里翻出来交给他,然后爽快地说谢谢你陪我了这么久——这些,都可以做到,可是我不愿意。
我向后退了又退,那种心情,好像是去看考试的成绩,是知道好一些还是不知道好一些呢。
不过很快就不用犹豫了,他也高高举着一封信,我们看到对方,一起说“寄信”?“不。”然后,我把信交给他,他把信交给我,好像约好在这个邮筒附近交换一样,什么也没说就各自匆匆走了。那个可爱的在我身后叫着:“到时间了。”然后带着很多年轻人的信和心愿走了。我满意地叹口气,那么多人写了信,我的那一封,首先准确投递了。
第二天,我们仍旧一起骑自行车,周四我跃过等他下课,星期天合唱的时候我把一根扎得老高,让站在后排的他看到一个美丽的背影——就这样行云流水的日子过不厌似的,九年了,直到今天。
不过现在,我们把给对方的信贴在家里的上,不用再投递了。
(郑世活摘自2000年5月12日《羊城晚报》)
(作者:张丹萍 字数: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