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豆之魅

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从秘鲁带回了土豆。在此后几百年间，这个易种易食的作物令欧洲人口急剧增长。在某种层面上，土豆有着与“铁”相似的作用，这是恩格斯的意见：“下一步把我们引向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

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从秘鲁带回了土豆。在此后几百年间，这个易种易食的作物令欧洲人口急剧增长。在某种层面上，土豆有着与“铁”相似的作用，这是恩格斯的意见：“下一步把我们引向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铁已在为人类服务，它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和最重要的一种。所谓最后的，是指马铃薯出现为止。”土豆为欧洲工业革命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它提供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个必备条件：自由劳动力。

欧洲人认识到土豆的这种魔力，须等到几个世纪之后。土豆初到欧陆时，多数欧洲人没有给予它礼遇。它本该是受称颂的一种作物，既可在有粮时做菜，也可在无粮时充饥。但让欧洲人感到陌生的身世，给土豆带来了麻烦。在当时，多数人不知道如何来处理这个圆头圆脑的家伙，即使在后来，人们发现了它作为粮食的功效，也不可能给予它小麦那样崇高的地位。小麦是《圣经》里的作物，它用来制作面包——即圣餐中“耶稣的身体”，这高贵的身份让人肃然起敬；而土豆来自蛮荒的新大陆，其漂洋过海来到文明开化的欧洲，也不过因为不值得夸耀的殖民掠夺。它的外形与口感令当时的贵族嗤之以鼻——这实在太像下层阶级的食物。这种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为人所信奉。18世纪，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曾这样评论：“土豆的确是导致胃肠胀气的主要原因，但对于那些消化系统发达的农民和工人来说，胃肠胀气又算得了什么？”

土豆曾被看成是纵欲的食物。莎士比亚在《温莎的风流娘们儿》里，让贫嘴的福斯塔夫向一个女士献媚说：“叫天空下起土豆雨！叫惊雷谈起《绿袖子》！”在莎士比亚生前的时代，以及他死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土豆都被认为具有催情的功效。

在此后的一些观点里，土豆也曾被视作“懒惰”的象征。19世纪英国作家威廉·科贝特称之为“懒惰之根”。看看如今仍然在用的一些词语：“沙发土豆”（Coach Potato），这意味着懒惰；“土豆脑袋”（Potato-head），这意味着愚蠢；“小人物”（Small Potato），这代表着平凡无奇；“烫手的土豆”（A Hot Potato），这说明此人不好对付。

“懒惰”的骂名或许源于土豆的方便食用。在《植物的欲望》一书的作者迈克尔·波伦看来，土豆与小麦的不同，就像是“自然”与“文明”的差别。土豆只要扔进火中或水中，等上几分钟，便可直接食用；而小麦从田间到桌上的路途是一段长久的经历：收获、脱粒、磨面、揉面、烘烤，直到最后变成面包——如此这般，无不是人类文明在对自然发挥威力。而食材“从生食到熟食”的过程具有形而上的意义，这其间的转换过程，好比是“文明对原始自然的征服”。

情况也并非永远如此，在某些时候，土豆也被当做高贵的物品。17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生日宴上，这个土生土长的疙瘩状东西，开始表现得像一个初进社交圈的名媛。一束土豆花被呈现到玛丽王后面前，很快博得了这个时髦女人的欢心，并将它别在发髻上，引得众多宫廷贵妇们侧目。土豆在这场宴席中被做成佳肴，用来招待国王的宾客。就是这场仪式后，土豆开始成为上流社会的新宠，一些人将土豆花画在他们最昂贵的瓷器上，在市场上，土豆花的价格被过度哄抬起来。

但王公贵族们对土豆的了解仅限于此，实际上，若路易十六在这场宴会后能发现土豆作为粮食的价值，法国的历史或将改写。1770年的巴黎有50万人，如何能在每天的餐桌上放上一条面包，是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但热爱风雅生活的国王与王后没能认识到这一点，在土豆花进入宫廷之后的第四年，法国大革命终于爆发了。

但在宴席上向王后献花的人后来获得了人民的尊敬，并被人们视为“土豆英雄”。这个人是奥古斯丁·巴门第尔，如今，他的姓氏“Parmentier”被用来指代用土豆做的菜。巴门第尔曾在德国做过囚犯，在此期间认识了土豆，归国后，想在法国推广这种作物。他最有名的事迹被写在法语课本上：为了说服对这种陌生作物心怀恐惧的人民种植土豆，他命令兵士在土豆田里日夜看守，然后忽然撤掉兵士，导致人民将土豆苗一抢而空。在宫廷里，他摆开“土豆宴”，邀请各路宾客到场。其中包括出使法国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或许还有美国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在白宫的菜单上，有一道杰斐逊十分喜爱的菜，据称是在巴黎品尝过的，法国人发明的炸薯条就此进入了美国。

在德国，土豆与战争联系在一起。1778年的普鲁士与奥地利之战，是历史上的“土豆之战”。与许多战争不同的是，这场持续了两年的战争并非一场腥风血雨，而似一曲“田园牧歌”。大多数时间里，两方兵士在土豆田里逡巡，而非兵戎相见。在“七年战争”期间，靠土豆养活的普鲁士军队最终存活了下来。至此，腓特烈大帝认识了土豆的益处，并命令农民种植土豆。腓特烈大帝对土豆的喜好，随着普鲁士战争传到了欧洲许多地方，在18世纪尚鲜为人知的土豆，到了19世纪，自阿尔卑斯山到俄罗斯均有种植。19世纪中叶，俄国沙皇彼得大帝强令农民种植土豆，引发了著名的“马铃薯暴动”。

在爱尔兰，土豆的魔力以极为戏剧化的形式体现出来。与多数欧洲人不一样的是，爱尔兰人从一开始便向这个外来物种伸开了双臂。不用耕田，不用田垄，用几亩贫瘠的土地、简单的工具就能种植出粮食，并且容易煮食——这种被英国人所轻蔑的“土豆的惰性”，被爱尔兰人认作了优点。在17世纪初土豆尚未到达爱尔兰之前，爱尔兰的人口总数不足150万；一个世纪后，爱尔兰人口飙升至500万，人口上升导致了劳动力价格下降。

但在爱尔兰，土豆种植几乎依赖同一个品种。灾难在1845年来临了，马铃薯出现枯萎病，这场源自土豆的疫病成为欧洲自黑死病以来最严重的灾难：爱尔兰大饥荒。不过几年的工夫，爱尔兰的人口锐减了约200万，随之而来的是声势浩大的移民，他们在美国建立了一个拥有几百万人口的更大的“爱尔兰”。这看来是个极为魔幻的循环往复：16世纪，欧洲人在向蛮荒世界殖民的时候，无意间带走了土豆。几百年后，这代表“自然”的块茎作物在向文明人展示了自身的魔力后，给它的新大陆带回了文明世界最为得意的造物：人。

趣多多//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