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沙漠深处走来的绿色使者

“活到今天，我有三个没想到。”来北京出席“人代会”的牛玉琴，坐在宾馆的窗户前说。“一没想到能这么出名，当全国人大代表、当劳模、当十大女杰；二没想到能走出家门，还走出国门，上了联合国的领奖台。三没想到能过上今天这样的生

“活到今天，我有三个没想到。”来北京出席“”的牛玉琴，坐在宾馆的窗户前说。

“一没想到能这么出名，当全国人大代表、当劳模、当十大女杰；二没想到能走出家门，还走出国门，上了联合国的领奖台。三没想到能过上今天这样的生活。我开始种树，只想把肚子吃饱。”

牛玉琴现在仍是陕西靖边县金鸡沙村的农民，她在毛乌素沙漠里种了19年的树。

１

牛玉琴说她打小就长在沙窝窝里，娘家在毛乌素沙漠南边的定边县，家里有7个女孩，4个男孩，她排行老三，父母是地道的农民，家里的日子从未宽裕过。1966年，她嫁给沙漠另一头靖边县金鸡沙村的张加旺，没料到，婚后的生活更难。

“我从一个沙窝，挪到另一个沙窝，他家比我老家还穷。我婆婆有精神病，不能做活儿。我给她洗头洗脸，她不洗，咬我，我的胳膊都给她咬烂了，净是疤疤。结婚时，丈夫张加旺穿的裤子都是借来的。”牛玉琴说。

村子周围都是流沙，春天，风吹沙走，遮天蔽日，黄沙一起千村没。“风沙太厉害，种玉米给风刮掉，种粟子也给风刮掉。庄稼很难捉苗，就是捉苗，也常常被沙压住，不得不一株株地向外刨。没被埋住的苗，被风拧着在地里打转转。秋天，早冷午热晚刮风，眼看到手的粮食，几场大风过后，庄稼就东倒西歪，成了光秆秆。每年忙忙碌碌种上几次，也没多少收成，吃不饱肚子。”

三个儿子相继出世后，牛玉琴家里更困难，有7张嘴要吃，靠种庄稼活不了命。改革开放后，牛玉琴养鸡，她先有十来只鸡，再用鸡蛋抱出鸡娃子，鸡生蛋，蛋生鸡，越繁殖越多，到了三四百只。

“鸡没有东西喂，放养。鸡娃子从小跟我一块儿睡，把我当母亲，我一走，呼呼呼地跟我走。放鸡时，我拿上两只脸盆，提一个筐，到地里，水倒下，鸡喝水，自己找草籽、小虫子吃。我提着筐拾鸡蛋。一天拾一百多个，能卖上10块钱。到天黑，一大群鸡都跟上我回家。”

有一天，她在地里放鸡，来了两个女干部。说是三月八日妇女节，要她去县上开会。

“这次走远哩，走到县。奖了个牌牌，一个碟子（瓷盘），我没进过校门，不识一个字，加旺认字，他上过初中。说我这个婆姨还很行，得了‘双文明家庭’奖。上次，妇女主任到我家，看我在给婆婆洗脚，妇女主任说我对婆婆好，又养了这么多只鸡。”

12个鸡蛋卖一块钱，慢慢发展，牛玉琴有了钱。“1984年，我一年收入了2000多块钱。结婚时我只有二块半，这下有2800块钱啊。我一分也舍不得花，一天看，一天看，后来，我用这钱买了40头羊。”

1984年冬天，政府开始鼓励农民承包荒沙荒山。“要活命，就得治沙。要不我们早晚会被沙给埋了。”受尽风沙折磨的牛玉琴和丈夫包沙地的积极性特别高，俩人走街串户，想联合乡亲们大干一场，但沙漠让人苦了、穷了，也怕了。

为了护住自家的庄稼，牛玉琴曾在地边种过几棵树，结果树都活了，这些树给她和加旺带来了希望，下决心包地种树开。“政策说可以个人包，也可以联合几户包。可没人应声，谁也不跟我们包。虽然当时我们少吃少穿，但想试一试。”

1985年，夫妻俩在一份15年承包合同上按了手印，包下离村子15里远的一块没人要的流动沙漠，面积一万亩，那地方叫“一棵树”，光秃秃的沙地上寸草不生，只有一棵孤零零的柳树。

在合同上按下手印后，36岁的牛玉琴，便开始了一生最大的挑战，前边，既有一家人的绿色希望，也有难以想像的磨难。

２

牛玉琴说最难最难的日子，就是包地种树的头三年。

“包地没花多少钱，办手续只花了75元钱。主要是买树苗花钱，当时不敢买大苗，只找小苗，小苗花钱少。” 由于缺乏经验，牛玉琴和丈夫不知道在沙漠里哪些树能活，哪些不能活。资金不足，也大大限制了选苗。

从村里到“一棵树”要走十几里路，不说栽树，就是运树苗和障避材料就能把人累个半死。公公、婆婆年老，大儿子也只有十几岁，搬运的活就落在牛玉琴和丈夫身上。他们每天早上四点多起床，背着五十多公斤的树苗跋涉两小时，才能走到那片地。“中午就在沙地里吃自带的干粮，水只能背一壶。玉米馍馍上都是沙，吃馍馍时，每人只能喝一口水，多喝一口都不敢，多喝就没水了。”晚上九点多才能赶回家，一天只能走一个来回。小树苗栽到沙地后，要用石头压住，或用玉米秸打成格压上，怕风刮跑，没有水浇。

“我记得可清楚，我们全家和16个帮工，早上4点背干粮进去，晚上9点出来，第一天，一共摆了9400棵树苗。结果夜里刮了场风，树苗被风拔掉吹跑了。第二天，我又回，把埋在沙里的苗，一棵棵扒出来，再种到那些没被风吹跑的苗跟前。”

就在全家人齐心协力忙种树时，祸从天降。一向身体好好的张加旺病了，患上骨瘤，突然发作。“腿上长东西，一块一块的。1985年初做了第—次手术。”

张加旺一病，担子全落到牛玉琴肩上。每天早上4点，她就起来做饭，吃过饭让大儿子带人和树苗进沙地。6点，她走到乡上，坐车到县医院，把药买好，给丈夫输上液，让退了学的二儿子伺候爸爸。9点钟，她再坐车回到乡，走到家已经是中午12点了。“一回家，我就带上干粮和水，直奔造林地。再回家，就是晚上八九点钟了。”

“日子真难啊！要种树，要治病，又没钱，我的钱全花光了，还卖了150只鸡，贷款又贷不上，我的精神压力很大，整天都担心顶不下去，体重减了20斤。但我不能就这么撒手，无论多累，都必须扛着，我常常全身大汗，风沙刮脸，但我一天一天地干。”

祸不单行，张加旺还没出院，牛玉琴又病倒了，得了急性阑尾炎。“我跟加旺住在县医院同一个病房里，他腿上开刀，我肚上开刀。我心里怪自己，你真蠢，男人病了，你也病了，还要一个劲儿地种树。”

躺在病床上，牛玉琴觉得精神都要崩溃了。这时，窗外传来清脆的雨声。“我肚子痛，不敢动，但我一定要从床上爬起来看下雨。这下树苗有救了。我急着回去赶种，只在医院住了5天。”

牛玉琴不顾自己腹痛，和张加旺出院回家去，然后就奔沙漠。“每天早上一起来，我就给他打针，他再给我打，然后就进沙漠，他的腿也不痛了。”

张加旺得病三年，共住了9次院，做了7次手术。治病使牛玉琴一家债台高筑，欠债7000多元。

“他这人不悲观，很开朗，他不怕，说活一天算一天。加旺就是一条腿，仍然每天去，拄着棍子忙种树。1988年加旺去世了，给我打击很大。你想啊，就算他的两条腿都截了，天天坐在炕上，还能和你说话，有个事俩人商量啊。他初中毕业，脑子活，又很会体贴人，我们结婚后，没红过脸，干活不分你我。

“后来他自己知道这病治不好了，跟我说，我不行了，完不成这个任务了。他把孙子的名都起好了，一个叫继林，一个叫继业，就是要继承他造林的事业。”

张加旺去世后，牛玉琴成为全家的生活依靠。“有人劝过我，卖掉一切，让全家过得舒坦些。也有人取笑我，说我有毛病。可林场全是我和加旺干出来的，也是我们一家人的未来，给我一个亿，我也不卖。”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身上哪来这么大的力量？

３

“包地头一年，老天爷帮忙，这年雨水好，多下了几次雨，一年种下来，树的成活率达到95%。树活得成，见到沙漠有了绿色，我们信心也足了。”牛玉琴后来又陆续包了3万亩沙地。

张加旺临终遗言之一，是要下一代有书读。他告诉牛玉琴，等到林场有了收入，要为村里盖一所小学。牛玉琴自己没上过一天学，知道没书读的滋味。她头一次陪丈夫上靖边县医院，曾因为不识路标而迷了路。

1988年，牛玉琴被选为陕西省人大代表，参加时，她才开始学第一个字。“会上，我背下发言稿的头一行字，回去就学着写。”她就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地学，到现在已达到小学文化水平。她的大儿子、二儿子小学没毕业，就辍学回家种树干活儿。盖学校，只会让自家牺牲更大，但牛玉琴知道，这会让全村人受益。

“开始种树时，我问过自己，为啥这么穷？我们穷，是因为我们没读过书，我们可以过得苦一点，但我决心办学校。我们这辈人靠手种树，我们下辈人就要用机器种树。村里孩子必须读书，他们不蠢，很机灵，不读书就成了文盲。这样做，我们一家日子会难一些，钱少了，得对付着过。”

牛玉琴想为村里盖一所有8间教室的学校，她四处奔波，筹集资金买砖和水泥。她用自己的钱，又借了上万元，勉强凑了两万元建校费。她分别用丈夫和自己姓名的最后一个字取了校名，旺琴小学开学了，村里有几十个孩子走进新学校。可没过多久，教室就拥挤不堪，她不得不想办法建第二栋教学楼。后来，陕西省教育厅和香港的杨志明给了资助，杨志明一人捐助了人民币5万元。旺琴小学又增加了9间新校舍。旺琴小学有5个老师，直到现在，3个老师的工资还是由她支付，每人每月200元。牛玉琴还想再盖些宿舍，供邻村孩子住宿，这样就有更多孩子可以上学。

村里建成了新学校，可牛玉琴一家还住在破旧的房子里。“婆婆房上有个大洞，下雨漏水。”

随着治沙面积和成果不断扩大，牛玉琴开始引起政府和环保组织的注意。从1990年起，牛玉琴先后获得“三八红旗手”、“十大女杰”、“全国劳模”、“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1993年10月15日，牛玉琴在泰国曼谷从斯琳通公主手中接过“拉奥博士”奖，这个奖是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颁发的，表彰全世界在改造生态环境上有重大贡献的人。

1996年，牛玉琴获得西北电管局赞助，成立了一家治沙公司，提供治沙工程咨询服务，小儿子担任公司技术顾问。1998年，牛玉琴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那次在北京开完“人代会”后，牛玉琴信心倍增，决定大干一场，回家后，她又承包了7万亩沙地。她的加玉林场，现在成了当地中小学生的“德育教育基地”，每到春天，小学生都来林场种树，听她讲治沙的故事。

“我给他们上课，他们愿听，小女娃子听得直哭。春季植树，小学生一来上万人，一个人种10棵，就是10万棵。”

４

开“人代会”期间，北京正赶上扬沙天气，牛玉琴看着窗外“呼呼”刮着的风沙说：“我家那儿没有沙尘暴了，春天也没有。我家就在林场里，里边都是绿的，全是大树。听见树梢被风吹得响，我就知道外头肯定扬沙了。虽然我们在毛乌素沙漠里，但林场里边没有沙，不扬。”

牛玉琴抚着自己粗糙的手，慨叹道：“再苦再累，我已经熬出头来了！看着这片绿色林子，我从前想的美好未来，已经来了。” 19年过去了，她种下的树苗长成了能遮挡风沙高大结实的树，3个儿子也长大成人，拥有丰富的治沙经验。

现在，她的林场有11万亩。“很大一片林子，3天走不过一个转儿。树长得很高，很结实，再也不会被风刮倒。有杨树、柳树、榆树。大树底下种着草，地上都被草盖住，走在上边软软的，草有沙蒿、沙棘、沙芡、沙打旺……”

这些年，牛玉琴造林累计投入了300多万元，靠着全家人辛辛苦苦地劳作，慢慢还上欠款。她家有五六十亩地，种粮食，每年卖猪、羊，卖粮、草籽。“树还换不来钱，不能挖，我们全家把树当成命根子。但草籽有收益，交到林业局，他们搞飞播。剪下的树枝用来换工，谁拉我几车树枝，谁就来帮我干几天活儿，这样我就不用再花钱雇人。

“到去年，我们剩下60万元债，我贷的是私人的钱，利息较高，我们靠全家人团结，摆脱困境，大部分活儿都是自己干，还一万是一万，还一千是一千。”

林场的11万亩沙地，其中有5万亩是固定沙，有5万亩是半固定沙。今年，牛玉琴打算将半固定沙，改造成固定沙，固定沙上的树，也要更新换代，上新品种。“老一点的树能换就换，换上樟子松、臭柏等常绿树种。我们试验了，能活，但要浇水，所以我要打井。”

临上北京前，井已经打了3天，打的是口深井，要打180~200米。水能喝，是甜水，投资十几万元买节水、增压设备，拉管子，搞滴灌。

“我们买了台柴油机发电，发电抽水。我们家没有电，还点蜡烛、煤油灯。但村里边好了，村里边现在有水有电。”牛玉琴的林场，离村子还有15里路。

牛玉琴最欣慰的事情，是乡亲们的观念转变了。起初种树时，村里根本不信流沙地里能长树，但几年过后，看见树木果真活了，都很震惊，观念也变了。“现在，不光我一人一家治沙，我们村里人，都包地治沙，大伙儿都想种树。沙漠治理了就有饭吃，不受风沙危害，才能有发展。村里人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人均年收入1000多元，靠种植、养殖。”牛玉琴现在正忙着修一条路。

“修这条路意义重大，它从镇到村，一共12公里。经过5个村子，一个农场，还有我们的林场。原来的路，一下雨满路积水，别说车走不了，人也走不得。春季，农民的化肥进不来；秋季，打下的粮食又卖不出，我1992年成立了一个治沙公司，也没能运作起来。要致富先修路嘛，没有路，农民怎么能致富？”

但修这条路面宽6米、路基宽10米、长12公里的路，需要一大笔钱，400多万元。“土建要花100多万元。路基要压石头、垫土，比两边农田高，下雨才不能淤水，路基要垫一米八，有的地方要垫两米多，一车土倒下去没有多高。”

县里财政困难拿不出钱，农民又连续几年遭旱灾，去年有80天没下雨，自己筹钱也很难。没有修路资金，牛玉琴四处跑，要钱，她从省、市要来200万元，现在还短200多万元。修这条路，牛玉琴又拿当年造林的那种牛劲儿拼上了，把别人眼里不可能干成的事，又干成了。现在路基已经搞好，今年铺石子和油面。

“我就是这个样子，只要认准的事，有益的事，我能干的事，我一定干到底，举家破产也要干。当年造林，我把猪、鸡、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把林子造起来。现在，我是全国九、十届人大代表，又是省、市、县上的人大代表，陕西人民给我那么高的荣誉，我就要为人民干实事。一定要修好这条路，既要少花钱，又要质量好，走个十年八年，路还要好好的。”

谈起今年“人代会”她提交的议案，牛玉琴说，还是关于造林的事。“一定要有个规定，造下了林，还要管好、护好林，不能光造不管。造林，还要一代代往下传，不能这一代造，下一代就不造了。”

“风吹袄襟呼喇喇响，沙子打得泪珠珠淌。”“老牛眼日头当天挂，一口干粮半口沙。”回首19年沙漠里种树的经历，牛玉琴说，虽然很苦很累，但自己没有后悔过。她说人生就是这个样子，要干成事，一要有胆识有信心，二要能低下身子苦干，百折不回。

如今，生活在自己用汗水建成的绿色家园里，牛玉琴说是她人生中最美的事。“走在又密又绿的林里，风吹树梢‘哗哗’地响，我听了，觉得就像是树在对我唱歌子：‘大妈好！大妈好！’心里可高兴了。这都是我亲手种下的树，这些就是我人生的成就啊！”

(作者：董月玲 字数：6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