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铺里的安娜

1993年初，我回到芝加哥，打算把修了一半的艺术硕士修完。1992年秋天在旧金山完了婚，也算个“有家室之人”，本该尽本分做妻子，至于回校读书，心里自然不很坦然，因此把自己读书期间的财经预算主动压得很低。朋友托朋友，找到一

1993年初，我回到，打算把修了一半的艺术硕士修完。1992年秋天在旧金山完了婚，也算个“有家室之人”，本该尽本分做妻子，至于回校读书，心里自然不很坦然，因此把自己读书期间的财经预算主动压得很低。朋友托朋友，找到一处房租低廉的居室。据说它最令人羡慕的长处是，方圆一英里之内，有地铁、有家“九毛九”百货店和一个“Egg Store”—的中国留学生没有不知道这个著名的食品减价商场的。它分布在城市各个贫民住宅区，如同一个个食物急救站，能及时扑灭周围的饥饿。为什么给它取名叫“Egg Store”（蛋铺），我一直没考证出来。有人说它的缘起是专卖鸡蛋的小铺。因为鸡蛋是美国最便宜的食品之一，所以在它拓展成今天这样庞大的连锁二手货食品店时，仍沿用鸡蛋作为它物美价廉的象征。还有就是从复活节来的那层寓意：鸡蛋是复活节的主食，只要有鸡蛋的地方就有之孵化，之起死回生。因此，鸡蛋象征的是之早春。我比较赞同对“Egg Store”的后一种注解。应把这个“蛋铺”改成“生命之春”食品商场—Spring of Life：有生命弹跃而起之意，也有生命如泉喷涌之意。

我很快便跻身到采购的人群中去了。很快就碰到一个熟面孔。她先叫出我的名字，我才想起她是我在餐馆打工时的工友。她是陪读刑法博士的丈夫来美国的。听说她家早已搬到以白领阶层为主的近郊去了，不过她每个周末仍要走出自己的阶层，到蛋铺来采买一周的食物。我认识的许多留学生都是这样，毕了业就了职，房产汽车都齐了却仍折回“蛋铺”来买这些有残疾或欠标致的瓜果。或许这宽大简朴的店堂曾以它的丰盈消除过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恐慌，他们对它的持续惠顾出于一种感恩心理；或许是在这里采买，好比在一座食物矿场里开掘，掘出什么都给人近似挖宝或历险的心理满足；或许仅仅因为留学生的本性—留学生是世界上最懂节俭的一种人，他们总是远远地回来。

走到奶制品一廊时，发现一个瘦小老太太坐在两大桶牛奶边上。“蛋铺”充满喜洋洋的各国语言，若不留心，绝不会听见老人细弱的呻吟。她几乎是整个店铺中唯一的白面孔。美国人但凡有个体面收入，是捺不住性子来这里和各种肤色的移民打捞食物渣滓的。我还没走上前，就闻到一股奇特的气味从老妪身上泛起。

我问老太太哪里不妥，她哼哼着说：“我的脊梁要杀死我了!”我必须完全蹲得与她一样矮小才听得见她的话。我试着去拉她的手，她把那只手从我手里缩回，给了我另一只手，因为头一只手的手心里有几枚硬币。她像一截定了形的老藤一样，让我一点点伸直，眼看要直了，她尖利地惨叫一声，又缩回原来形状。她身边搁着一个手推车，是专为老年人购物所设计的那种，只是它也老得如她一样变了形。

我把两大桶牛奶放到手推车上。从她婴儿一样尖细的期期艾艾中，我弄明白了，她在这儿佝缩了一个来小时了，就是想把脊背的疼痛挨过去，再把两桶牛奶搬上车。我左手推着她的车，右手环过她的背，插在她的右腋下，等于将她的体重全挂在我的右臂上。我感到她整个人不比两桶牛奶重多少。我问她还需要买别的什么，她说不需要了，两桶牛奶足够她和她的家庭一周的过活了。我差点问：一周七天光靠牛奶?但我及时闭了嘴。在美国，是可以把悲惨当某种来理解的。而把悲惨当做来尊重，也就等于尊重个性，尊重个人对生活方式及自我信仰的自主权。

我问老太太家住哪里，她说只有三个街口之遥。我决定把她面交给她的家人。根据我对医学广博的无知，我断定老太太一定有脊椎错位之类的病症。她根本已瘫痪在我的右臂上。经过付款过道时，她将手里的硬币给收银员。款数刚好，显然她预先做了计算，也预先打算好除这两桶牛奶绝对不买任何其他食物。“蛋铺”的牛奶便宜得近乎自来水。

我一身担着老太太和牛奶，走到马路上。那股奇特的气味我现在已判断出来了—是股类似动物园的气味。老太太告诉我她叫Anna。我发现安娜的衣着是六十年代的，是件大致是黄色的灰外套，或说是大致成了灰色的黄外套。安娜极清瘦，衣服也过于单薄，因而她那几乎弯成“S”形的一根脊柱，清晰地显现在她背上。假如把她整个人抹平整，她不见得比我矮多少。我问起她的家庭。她说：“是啊，我有个大家庭等着我去喂呢。”我纳闷竟没有一个比她健康点的晚辈来承担这采购。她像读懂我心思似的，解释说：“我有两个儿子，在朝鲜战争时上前线了，都没回来。至少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回来。”

我说：“您一定弄错了，不是朝鲜战争，一定是越战吧?”

她说：“我没弄错，是朝鲜战争。越战的时候我一个儿子也没有了。”

我心里暗暗吃一大惊：安娜至少有八十五六岁了。虽然她勉勉强强算是活着，但毕竟有这把孱弱的阳寿。再瞅她的脸容，不知何处使她看去像个婴孩。残缺不全却幼稚无邪的那一种面容，头上稀疏柔软的黄白绒毛在无风的太阳里浮动。我很难启齿地又问：“那您丈夫呢?”安娜说：“他去世已经二十年了。”

这时我们已走过第二个街口。我由于不小的劳力支出而浑身有了汗。安娜指指前面说：“看，那就是我们的家。”

她手指的地方，一大片灰蒙蒙的鸽子，你挤我我挤你地发出打嗝似的低音。我留意她说“我们的家”，心里觉得有些宽慰。

三个街口我和安娜竟走了四十多分钟。其中安娜不断请求我停一停，因为一阵剧痛又朝她脊梁袭来。疼痛使她蜷曲、扭歪，原已变形的身躯更加走样。我也已筋疲力尽了。总算听到她说：“就这里。”

是一排店铺式房子，大部分倒闭了，关着门，陈列橱窗玻璃上被涂鸦，被贴着招租广告和卜卦、文身、逃犯通缉告示。那一大群鸽子见了安娜，一齐“呼啦啦”振翅起飞，轰炸机似的朝我们冲过来。我感到扑面的是带着腥膻体温的一片固体肮脏。我闭眼屏气，躲着那羽毛间夹尘土的风。安娜的嗓音更细弱温存：“我的天使们！”

她请我把牛奶倒在路边一个残破玻璃盆里。她说：“抱歉了，就只有牛奶了。”等我照她吩咐完成了对鸽子的服务，抬起头立刻怔了—她那间店铺房的陈列窗里一下子挤满了大大小小的猫，大概有二十多只，全都像安娜一样细瘦，只是眼睛都直逼逼的，晶亮，被饥饿点燃着。我这才明白安娜所说的“家庭”。我不敢走进安娜这个家庭。从敞开的门窥入，里面是一目了然的赤贫。有张床垫，有个冰箱，没有浴室和厕所，也没有炊事可为。我只把两大桶牛奶给她提到门内，大半个身体坚定地留在门外。但我还想为这个已进入末日的孤独老人做点什么。她蹲着身挨进门，她身上的气味马上融入屋里暖暖的生物气息。猫们竟比安娜要干净些，也多些优越感。我迅速撕下一页纸片，写了我的电话号码，递给安娜：“如果有什么事—比如你的背痛要杀死你，你起不来去买牛奶，就给我打个电话。我住得很近。”

安娜却没接那号码。她说：“谢谢你。我没有电话。”

“你从不给任何人打电话？”

“不打。我没电话，也没人可打。”她刻意躲着我锋利的逼问。

大概也为省一笔电话钱。我木木地看她掩上门。猫刹那间全从陈列橱窗里消失了。然后就听见屋内响起猫们你死我活的欢宴声，以及安娜婴儿啼哭般的笑。

我站在鸽子粪便铺成的台阶上，半天挪不动脚步。从未见过如此的贫穷和孤独以及衰老以及—其他。此刻我比安娜更需要安慰和止痛。不知怎么两眼茫然地走回了我那月租一百八十的寓所，它陡然变成了天堂。几天我心里都难过，却又无所归咎。

一个月之后我决定搬离那个贫民区。在海明威诞生的橡树公园城找到了六百美元月租的公寓，我才明白没有那样一颗坚强的心，来旁观安娜这样的悲惨人生。我无法将悲惨当做来理解，从而尊重这怪癖，以至达到对于个人生存方式的尊重。

四个月后，学期结束了。我乘了火车回到那个有“Egg Store”的地方。那时已是五月底，“吹面不寒杨柳风”的使贫穷得到大大缓解，或说使贫穷也得以装扮。我来到安娜的门前，从门的缝隙看进去，没有安娜了，却仍是一地的猫。它们更瘦了，薄薄的一片，如同影子。我想安娜一定还在世，猫在等她。邻近“蛋铺”，如安娜这样的生命总可以维持一个大致活着的状态。这样想，蛋铺是功德无量的，它翼下孵着多少大致存活着的生命。

（赵安摘自《台港文学选刊》2006年第12期，季平图）

(作者：［美］严歌苓 字数：3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