僭听贝多芬

一《纽约时报》曾刊登过一篇乐评，题为《翻过一座名叫贝多芬的高山》，是针对钢琴家弹奏贝多芬的作品而言的。而对于作曲家，尤其是钢琴音乐和交响乐作曲家来说，贝多芬就不仅仅是一座高山，而是一座难以逾越的珠穆朗玛峰，一个

一

《纽约时报》曾刊登过一篇乐评，题为《翻过一座名叫贝多芬的高山》，是针对钢琴家弹奏贝多芬的作品而言的。而对于作曲家，尤其是钢琴音乐和交响乐作曲家来说，贝多芬就不仅仅是一座高山，而是一座难以逾越的珠穆朗玛峰，一个灾难。说实话，贝多芬之后的作曲家是很可怜的。面对乐圣的九首交响曲、五首钢琴协奏曲、三十二首钢琴奏鸣曲、十七首弦乐四重奏，任何有才华有野心的人都会禁不住倒吸一口凉气:此路已经不通，你要不甘心做一个次要的作曲家，你只能另辟蹊径，贝多芬你是跨不过去的，你只能绕道而行。

马勒一辈子都未摆脱对“九”的恐惧，因为贝多芬只写了九首交响曲。马勒想躲躲不掉，他的第十终究未完成。他既下决心写交响曲，只好在规模和长度上与贝多芬较量，用大乐队，用千人合唱，长度动辄超过一小时……

瓦格纳是非常有交响乐才能的，但他没写一首交响曲，他专心写歌剧，而且谁也没有像他那样，把一部《指环》写得如此恢宏庞大，收录全剧要十四张CD。

理查·施特劳斯也主攻歌剧，再攻交响诗，他也似乎在避开什么。

斯特拉文斯基的名作都是芭蕾音乐，这是一个在习惯上认为不太大的领域获得巨大成就的例子，一个不多见的例子。

德彪西只写了几部小型管弦乐作品，他的心血用在钢琴上，但不是写大件的协奏曲和奏鸣曲，他写的是小品，一套一套无比精致而又富创意的小品。

二十世纪的作曲家，写交响曲最多的就是萧斯塔科维奇了，他写了十五首，分量不凡。不过他的交响曲和贝多芬的相比，味道大不相同，就好比宋词与唐诗，都有婉约，都有豪放，但婉约得不同，豪放得也不同。

一个人也许不可能把一条路走完，但他留在那里，横亘千里，高插云天，就使得这条路在他那里成了事实上的终点，后来的人只能再走一条新路。走一条新路总是容易的，你可以优先占用众多的可能性，每一次占用都给你留下一座小的—可仍然是值得夸耀的—丰碑。

二

我“开蒙”晚，十八九岁才接触到贝多芬的音乐，听的都是在中国最流行的，卡拉扬指挥柏林的几首交响曲，《英雄》、《命运》、《田园》、《合唱》和几首钢琴奏鸣曲。此后这么多年，无论多忙多累，条件多么艰苦，对老贝的喜爱从未减弱半分。人往中年走，经历了一些世事，看惯了一些人情，收敛了一些无谓的豪气，竟是断乎离不开老贝，几日不听，心中仿佛失恋般的空落。

《第九交响曲》陪了我近二十年，算来怎么也听了不下两百遍。听过不同的版本，听过盒带、唱片和CD，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心境下听，从最早的“砖头”单声道录音机，到大功率喇叭的组合音响，这一首七十四分钟长的曲子，真是连每一个音符都熟悉到骨子里。也奇怪，人总是再好的曲子听多了也会腻，这首曲子却是永远听不够，而且是越听越有味，越听越激动，有时竟至于两眼湿润，面对窗外的灿烂阳光如临疾风烈雨，真想对天狂吼，或伏床痛哭，然而绝不是因为悲哀或愤激，而是因为那即将到来或许永不会到来的欢喜。

第一的狂暴，第二的激越，第三的沉静，这些，似乎我都已领受过，我听得心安理得，如被邀的上宾从容享受豪华的晚宴。但对于加入人声的第四乐章，尽管其玉盘珍馐有不容抗拒的魅力，却微微感到一丝惭愧:我们是有资格歆享胜利之欢乐的人吗?我们有过多少努力为了那胜利的到来呢?胜利对于每一个人，岂是可随便预期得到的?那么我一遍遍的倾听，不就是一种“僭听”了吗?

人力不可胜天，只能“尽心焉而已矣”。面对贝多芬，面对“贝九”，我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三

杜甫伟大，体现其伟大的是《秋兴八首》;李白伟大，体现其伟大的是《古风五十九首》。《古风》开宗明义，是一声气象万千的哀叹:

大雅久不作，吾哀竟谁陈?

这一声哀叹的回响，在我心中几十年不灭，且将继续震荡，直到我弃世而去。对身前几百岁的文学，李白的评断再干脆不过: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那么大雅之作呢?李白把希望寄托在谁的身上?

中国不乏伟大的作家，也不乏敢放大话的作家，然而像李白这样把大话放得如此豪迈又如此令人信服令人感动的，还没有一个。

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无独有偶，在《第九交响曲》里，贝多芬像李白一样站出来说话了。在第四乐章由乐队高奏转入席勒《欢乐颂》大合唱之前，一个男声用不容置疑的腔调宣布:不要听那些陈旧老调了!让我们来听一些更欢乐更欣喜的声音吧!

一下子就向全部的旧世界告别了。乐曲进入最后的辉煌，人类之声唱出天国的欢乐。

四

指挥家约瑟夫·克里普斯谈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当我指挥第二乐章时，我总是觉得，死神正在肩后注视我。即使在急板过后，还是没有摆脱这感觉。在第三乐章，挣扎进入最后阶段。那柔和的音符无非是表示有一个幽灵翱翔于上空，对整个场景投下匆匆一瞥而已。小号表现死神在敲门，贝多芬则用提琴拒绝死神。直到最后一刻，他的回答始终是不。但在乐章结尾，他终于遇见了这无法躲避的死神。在我看来，结尾部分已经不是在人世间展开的了。

克里普斯说，第四乐章是叙述进入天国的过程，冲突平息了，痛苦和死亡的回忆也应当过去。所谓欢乐，指的当然是生命升华后的更高境界。

克里普斯的话不见得代表大众观点，但我深有同感。我认为，只有音乐能够进入尘世之外的世界，你叫它死亡也好，叫它天国也好，叫它永恒也好，叫它仙境也好，总之它是超越人世的。我听莫扎特《第二十一号钢琴协奏曲》的行板，总觉得那是写他的安宁和甜蜜的，不过，安宁和甜蜜得有点近乎感伤了。可能是因为莫扎特还不够成熟，对生命的感悟还有些欠缺。

五

人在年轻时免不了多愁善感，这也许正是年轻之所以为年轻的理由。成年人讥笑这种多愁善感，正说明了成熟的悲哀。

大学毕业时我写了一首献给贝多芬的诗，最后一节写到死亡的临近:它来了，那是一种必然性……

后来连绵不断的一串句子我记不起来了。那时我很愚蠢地想:垂老的贝多芬，应该为我的话而感到一丝温暖吧!毕竟一百多年后，还有一个莫不相干的家伙为他祈祷和祝愿。死神是一种必然性，这句话真是说对了。尽管当年的那首诗不无幼稚可笑之处，可这话还真是说对了。死是一种必然性，我们对死还能做什么?

两德统一后，1989年12月25日圣诞节那一天，列纳德·在东柏林指挥了一场音乐会，演奏“贝九”，那场音乐会唤作“自由颂”。演出阵容前所未有的宏大: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列宁格勒基洛夫管弦乐团、伦敦交响乐团、巴黎管弦乐团，还有自己的纽约。参加合唱的也有巴伐利亚、柏林和德累斯顿三个大合唱团。说实话，这样的音乐会不是专为听音乐的，场面虽大，效果并不十分好，因为各团的协调不容易。但这场演出令人，感人的是另外一些东西。那时的伯恩斯坦已垂垂老矣，我在纽约的下午坐看电视实况转播，屏幕上不时出现伯氏的脸部特写，那张本来有点孩子气的顽皮的脸，由于满头银发而弥漫着老年的亲切。那不是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在美国没有人可以说他饱经风霜，生活太平静，没有风霜，有的只是衰老。在伯恩斯坦的脸上，我看到衰老和死亡那么清晰和生动地展现出来，却又被由衷的欢乐染得如满天彩霞，几乎令人忘却了它的本来面目。半年后伯恩斯坦就去世了，这次“贝九”的演出成了他的绝唱。看这一次演出，就将我心中多少年积存的他的意气风发、边弹钢琴边指挥，演奏格什温或《西城故事》的风采全盘淹没了，掩盖了，留给我们的是人性光辉的一片汪洋。

(艾小丽摘自《名作欣赏》2002年第1期)

(作者：张宗子 字数：33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