薇依：寂寞孤鸿影

她活着时，人们不知道她的名字；人们热衷于谈论她时，她已死去多年。她的精神，如一道幽光，照彻的并非天界，而是底层。在巴黎，西蒙娜·薇依还是小姑娘时，尖锐的个性和致命的自尊心就显露出来了。因为自觉天资平庸，毫无希望进

她活着时，人们不知道她的名字；人们热衷于谈论她时，她已死去多年。她的精神，如一道幽光，照彻的并非天界，而是底层。

在，西蒙娜·薇依还是小姑娘时，尖锐的个性和致命的自尊心就显露出来了。因为自觉天资平庸，毫无希望进入真理的王国，她居然产生过寻死的念头，“生活中没有真理，毋宁死。”薇依的“真理”即是“爱”：爱穷人、工人、农民、流浪汉、犯人，爱底层的人、没有文化或智力落后的人、弱势者和不幸者。她认为，“爱就是愿意分担不幸的被爱者的痛苦”。她把爱，连同沉重的苦难负担起来，并以此为幸福。

自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薇依被派往勒浦伊女中做哲学教师。她本可以夹着书包、袖着手，安闲徜徉于象牙塔之中，然而，工人的苦难很快吸引了她。

这是一种命定的爱。为了了解褴褛的一群，她可以同清洁工一起待上整整一小时。她自愿下矿井，挖土豆，干农活，让劳作深入体内。劳动之余，她一刻不停地思考、写作，直到全身乏力不能动弹。她永远穿一件两个大口袋的上衣，裹着破旧的短披肩，穿一双平底鞋，经常“手、脸都是黑的，脚上还有牛粪”。她说，“爱是我们贫贱的一种标志。”

她将自己奉献给了穷苦人。平时，她的房间是敞开的，随时接纳失业者前来吃饭。由于分掉了大部分薪俸，致使整个冬季，房间像野地一样冰凉，连生炉子的钱也付不起。她还因自告奋勇充当失业工人的谈判代表和辩护律师，而一度被抓进警局。

25岁那年，她决定暂时停止教职，全身心投入工人生活。在一个肮脏得令人恶心的车间，薇依拼命赶制零件，从每小时400个做到600个。尽管剧烈的偏头痛纠缠着她，身体也日渐虚弱，但她绝不允许自己的生活条件与工人有任何不同。

在一次与女学者波伏娃的谈话中，薇依以果断的口吻说，当今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最重要：让所有人有饭吃。波伏娃则反驳，最重要的是为工人的生存找到某种意义。薇依轻蔑地打量着波伏娃说：“你肯定从来没有挨过饿。”有趣的是，对比两人的出身，波伏娃显然要更贫困一些。

薇依出身优越，父亲是医生，母亲是淑女。但她选择了摈弃物质的温暖和俗世的幸福，与穷苦人在一起。每次回父母家吃饭，她都坚持付饭钱，这令母亲伤心不已。后来母亲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小钱塞在她房间的各个角落，这样薇依就会孩子一样雀跃地告诉他们，自己缺钱花的时候，是如何奇迹般地发现了零钞。

二战中，纳粹德国占领，身为犹太人，薇依不得不随父母流亡到了美国。但祖国的苦难时刻在她心上辗转，她有种做“逃兵”的耻辱感。刚驻足异地，她便迫不及待地给罗斯福总统写信，要求组建女子火线救护队，未果。她又给在伦敦负责同抵抗组织联络的同学写信求助：“尘世间的不幸萦绕在我脑中，重压着我……如果你能办到的话，请给予我许多的苦难和必要的危险，使我不被忧伤彻底耗尽精力……”

四个月后，薇依终于到了伦敦，被调到法兰西行动委员会做“编辑”。她忘我地工作，常常忘记了下班时间。来不及乘坐末班地铁返回寓所时，就睡在办公桌上。《扎根》、《压迫与自由》、《在期待之中》等大量文字便是此时写就的。

然而，她更渴望进行实际的战斗，“不能再吃着英国人的面包而置身事外了”。但，组织到底没有满足她的请求。事实上，她的身体已不堪一击。她终于昏倒在卧室地板上。

现在，她干脆拒绝领取薪金。她吃得很少，说自己无权比留在法国的同胞们吃得更多，有时仅吃一些沿途采摘的桑葚充饥；到朋友家做客，她拒绝接受饭后的苹果，是法国儿童吃不上苹果；遇上严寒的天气，也不让生火。直到病重住院，她仍然拒绝享受作为结核病人的额外伙食补助。

病床上，她心心念念的是：“我会康复吗？能返回法国吗？”然而祖国再也回不去了，她死于“由营养不良和肺结核引起的心肌衰弱导致心力衰竭”，年仅34岁。报界直接说她是饥饿致死。

“我们生于他人的苦难里，而死于自己的痛苦中”，她为她的真理而殉难。

（吴由荐，本刊有删节）

(作者: 字数:16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