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又一年

我咀嚼自己曾经的时光。1978年，我身居湖南一个偏僻疙瘩的小村，刚告别穿开裆裤的懵懂无知。1997年，我已在深圳，离回归的香港仅一河之隔。今天的我，漂洋过海身居异国，时不时西北望，不是射天狼，而是思故乡。母亲从中国来悉尼

我咀嚼自己曾经的时光。1978年，我身居湖南一个偏僻疙瘩的小村，刚告别穿开裆裤的懵懂无知。1997年，我已在深圳，离回归的香港仅一河之隔。今天的我，漂洋过海身居异国，时不时西北望，不是射天狼，而是思故乡。

从中国来悉尼，她说起我一个家乡的同窗，而今在东北某市任副市长；又说，她离村准备来悉尼前，左邻右舍不约而同上门道喜。全村超过50岁的人，坐火车远足过的不过10人，坐过飞机的共有5个，我们家占了俩名额(我的父亲)，而有机会跑到异国他乡看世界的，是唯一。母亲得意地转告他人的啧啧称叹：我们那块巴掌大的角落，会出这样的人，有人能当副市长，有人能变成“外国人”……

我的那位官至副市长的同窗，实际还曾同座。湖南宁乡，刘少奇的故乡，我们曾在那里的一个乡村中学用幼稚但豪情万丈的言辞指点江山。是位少年诗人，中学时就曾出版诗集，就读吉林大学时又接连出版6本书，然后，进中央电视台，再转战国家工商总局，继而远赴内蒙古任要职—这些奋斗史的后半部分内容，是5年前我回湖南老家与他相逢，他亲口回顾的。早不写诗了，“而今诗歌的太弱小，我会寻找另外的途径去实现年少的梦想。”我欣慰，他报效中华的少年雄心不曾受磨损而消亡。我也清楚，他选择的是仕途。

我走的是一条“相反”的路径—他北上，我南下。在长沙告别校园生活后，我去深圳打工，最凄苦时被迫睡过草地，后时来运转得以承包一个小店铺，继而经商，继而写作。三言两语打发了我的十年艰辛，我表露心声：“我希望能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朋友笑了，举杯，相对一饮而尽。“我们都没变，都仍有一颗不安分的心。”确实，我和他，都有着一颗不安分的心，或许更应说，我们都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读中学时，就可瞧出端倪—他使劲写诗，我努力读书。告别校园踏足社会，我们俩一南一北，一年，一年，又一年，哪年都可说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母亲说：“某某的姨妈说，他非常努力。”母亲又对我说：“你比他更努力。”知子莫如母，千真万确。天没赋我异禀神才，读书时我属于苦读；做生意时，无后台更无雄资，我只有苦干……

与母亲一席谈后，她上床睡觉，我仍在回想当年“金戈铁马”。尽管我曾是个“愤青”，而今也依旧热衷于对事不关己的国家政策纲领喝东斥西甚至冷嘲热讽，但，我得坦白说句公道话，一点都没错，我始终属于努力的人，可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我赶上了好时候。我的跑仕途的朋友，同样也是赶上了好时候。否则，我们再努力，也是白费力气。

我的父亲曾因走村串乡私卖过十多斤旱烟，被定性为“投机倒把”送进牢里，等母亲哭哭啼啼卖了猪缴足罚款才在大年三十的上午领回他。我父亲是个比我更勤劳勇敢的人，但可怜的他，撞上了悲哀的时代。农民被禁锢在土地上，不得随意迁徙。脚步被禁锢不可怕，思想被禁锢更可怕—当我1993年刚分配工作马上办停薪留职去深圳时，我父母居然还会被吓得不轻。

当年吓得不轻却又无奈于我的固执的父母，而今是彻底放下一颗悬着的心了。他们看得很清楚，儿女们的生活是一年更比一年热火朝天，二老的心里也就热乎乎的，十二分的熨帖。然而，父母一直没看透彻，儿女们和周围那么多人的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固然与各自的刻苦勤奋有关，但更深远的原因是，一个被隔离在中国数千年专制历史之外的闪亮大时代来到了！

何谓大时代？在我看来，就是思想自由了，每一个人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拳脚。

（陈建设摘自2009年1月13日

《杂文报》，韦尔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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