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爱在流淌

截至2009年3月,刘苏在山东省血液中心的档案被定格为:刘苏,女,55岁,B型,献血总量:86000毫升。　　儿子蔡啸是在一次找书时,在橱柜的最底处发现那块铜牌的。几天后,同学对蔡啸说:“蔡啸,你妈上报纸了,她献了这么多血,真伟大

截至2009年3月,刘苏在山东省血液中心的档案被定格为:刘苏,女,55岁,B型,献血总量:86000毫升。
　　儿子蔡啸是在一次找书时,在橱柜的最底处发现那块铜牌的。几天后,同学对蔡啸说:“蔡啸,你妈上报纸了,她献了这么多血,真伟大啊。”
　　那是1996年,蔡啸15岁,上初三。那一年,刘苏拿到义务献血铜质奖章。
　　在蔡啸心里,妈妈实在称不上“伟大”,因为妈妈说了,献血和吃饭、睡觉一样,谁都可以献,没啥了不起。
　　刘苏从小就是个简单的人。16岁,她瞒着父母报名去了内蒙古兵团。凌晨3点起床到黄河边上推淤泥打土坯,顶着大太阳在盐碱地上开荒种水稻,深更半夜赶着骆驼运羊粪,一边干还一边唱。战友受不了这苦,开始托人造病历要往回调,在卫生院工作的刘苏却不闻不问。
　　外公是个老红军,老人挂念家里最小的丫头,就向组织提出要刘苏回来照顾他的生活。这是政策允许的,于是,一纸调令把一头雾水的刘苏招回了济南。得知自己回来的“秘密”,刘苏急了:“既然让我回来照顾你,我就在家当护工。”直到老人去世,刘苏才到离家几百里外的胶南计量局上班。
　　9年后,母亲得了尿毒症需要人照顾,刘苏二话没说交上辞职信就回到济南,在母亲病床前侍候了4年……
　　母亲安详地走了,刘苏却丢了“铁饭碗”。但刘苏一点儿也不后悔:能陪母亲这几年,心里踏实着呢。如果母亲需要我的时候我不在,就算每月给我一万块钱,我也会良心不安。
　　刘苏就是这样一个人,简单,执著,不背离自己的心。
　　妈妈走了,刘苏想到这些年在医院里看到很多没钱治病的老人,只能选择回家等死时,心里就酸酸的。她开始自费学习中医按摩,挨家挨户地给社区里的老人打针、针灸、拔罐子。很快,大家都知道了热心肠刘苏,居委会改选干部,刘苏被选为主任。
　　一天早晨,上班路上,刘苏遇见一个老大娘在向路人哭诉,就停下来听。大娘是荣成人,陪老伴到省城看病,到邮局取家里寄来的住院费时不小心弄丢了,眼看要耽误老伴手术,大娘不敢回医院,在街上待了一夜。
　　刘苏二话没说,拉起老人就回了家。她翻出全家仅有的670块钱,又从邻居家借了三百多,凑齐1000元塞到老人手里:大娘,你快回医院,别让大爷着急。
　　5年后,当大娘辗转找到刘苏还钱的时候,刘苏半天没想起她是谁。老人说,当年多亏了刘苏,老伴及时进行了手术,病好了,现在身体好着呢。
　　从那以后,刘苏就随身带着一个“红包”,那1000元成了她的“救急基金”。遇到邻居有难事,就赶紧从里头抽几张送去。这些年,红包厚了薄,薄了厚,记不清帮了多少人。花出去的钱有两万多,相当于她到居委会以来的全部收入。
　　刘苏看电视上介绍资助女童的“春蕾活动”,那些穷苦家庭的孩子小小年纪就不能上学,刘苏又坐不住了。拉上老公来到济南商河的小村庄实地考察。
　　计划中资助的一个变成了4个。回来的时候,刘苏的口袋空了,但是心里满满当当,沉甸甸的全是责任。
　　半年后,丈夫蔡登水下岗了。为了这4个孩子,她决定把自己家的房子租出去,自己一家三口到外面找了一处不到十平方米的楼房租住,顶层,没有煤气,没有暖气,厕所是公用的,租金只要几十块钱。刘苏说,就它吧。就这样,靠着房租的差价,刘苏不再犯愁4个孩子的学费。
　　刘苏第一次献血,是在1977年。后来,她从报纸上看到,因为血源不足,每年都有很多病人得不到及时救助失去生命。她跑到血站眼看着自己的血把一个小袋子慢慢地装满,刘苏像放飞了一个希望。
　　献血献了好几年,刘苏愣是没告诉丈夫蔡登水。秘密被新闻记者揭穿。刘苏献血量全省第一,血站向社会通报。记者找到蔡登水,问他:“你对妻子成为献血女状元怎么看?”
　　“献血?状元?”蔡登水目瞪口呆。望着排成一堆的献血证书,他惊讶得十几分钟没吱声。
　　刘苏下班回家,蔡登水沉着脸不说话。刘苏拉起老公的手说:“我没有别的本事,献点血,就能救一条人命啊,对自己身体也没什么影响,你说,我该不该献啊?”
　　了解妻子的犟脾气,蔡登水叹了口气,说:“你还以为你十几岁啊,居委会工作这么忙,你的身体受得了吗?”
　　“你放心吧,我身体好着呢。”刘苏轻松地说。
　　2001年,血站开始单采血小板。单采血小板是用血液成分单采机采集来自一个献血者的血小板,每份单采血小板约相当于8～10袋常规浓缩血小板的总量。
　　刘苏听说,单采血小板最大的优点是相对安全,受血者只需要接受一个献血者的血小板即可达到治疗量;这样能降低发生HLA同种免疫反应和输血传染病的风险几率。她决定,改献血小板。
　　血小板不易保存,要随时用随时抽,每月初,刘苏都要先到血液中心做血液化验。合格,就回家待命。一旦有人要用血小板,一个电话过来,不管刮风下雨,还是酷暑寒冬,刘苏总是第一时间赶到血站。
　　许多年过去了,刘苏记不清自己挨了多少针,两个胳膊弯内侧,留下两片硬币大小的疤。
　　有一次洗衣服时,刘苏从丈夫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血液化验单,检查报告“血脂高”。刘苏紧张地找他去问,蔡登水像个小学生一样不好意思地搓着手:“本来是想通过实际行动支持你,没想到检查却不合格,唉,我这人吧,人不坏,血坏。”
　　刘苏目不转睛地盯着丈夫看,一下子眼里全是泪。
　　这些年,刘苏最愧疚的人是老公和儿子。当年蔡啸高考的成绩,可以选择很好的一类大学,可他自己决定要上军校。他对刘苏说:“妈,上军校我就不用花家里的钱了,你和爸爸的日子也不会这么紧巴了,我走了,你们也得时常买点儿肉吃。”
　　再坚强乐观的刘苏,也忍不住鼻子一阵发酸,赶紧转过身去抹了抹眼。
　　这些年,为了捐助那几个孩子上学,日子过得紧巴,平时儿子想吃点儿肉也舍不得买,买上一块肉,只给儿子吃,自己和老公跟着喝点儿汤。
　　蔡啸18岁生日那天,刘苏陪着儿子去泉城广场献血,完成了儿子的成人礼。几年下来,红红的无偿献血证,也已经积累了厚厚的一沓。
　　眼下,55岁的刘苏到了献血的“退役”年龄,她的献血量被定格在86000毫升。
　　86000毫升,以每个成人血液总量4500至5000毫升计,比18个正常人的血液总量还多;如果再按每个病人输400毫升算,这些血就流进了二百多人的身体里。
　　当我把这笔账算给刘苏听时,她乐了,她说我从来没想过这些。她说人这一辈子,吃什么都是一顿,躺下都不过三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要太多钱有什么用?再说,有那么多事让我偷着乐,这些年,还真从来没掉到过地下。
　　刘苏一脸阳光,“这就是傻人有傻福吧。”
　　(郝嘉摘自《祝你幸福》
　　2009年第9期,迟兴成图)
(作者:牛淑娟 字数:2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