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向光明

1949年9月21日,中南海怀仁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隆重举行。同日,新华社发表社论:这个会议,宣告着旧中国的永远灭亡和新中国的伟大诞生。政协会议将要决定的,是新生共和国政权的组成;政协代表中超过一半

1949年9月21日,中南海怀仁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隆重举行。同日,新华社发表社论:这个会议,宣告着旧中国的永远灭亡和新中国的伟大诞生。政协会议将要决定的,是新生共和国政权的组成;政协代表中超过一半的党外人士比例,更显示了一个大党接管一个大国时的胸怀。
　　
　　李济深的选择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5月2日,中共中央电示上海局和香港分局,邀请29位北上商谈新政协召开事宜。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是“29人名单”中的一号人物:黄埔军校时期,蒋介石是校长,他是副校长;北伐时,蒋介石是总司令,他是总参谋长;“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三天后李济深就在广州开始“清党”……
　　“我那时候坚定地站在蒋介石一边,他确实曾经是拥蒋反共的,”李济深的女儿李筱桐毫不讳言,“但到了1929年,一切都变了。”
　　那一年,为调停蒋桂矛盾,执掌两广军政大权的李济深亲赴南京,却被蒋介石以“分头发难、谋反党国”的罪名软禁了整整两年,并开除党籍。1933年的福建事变,李济深第二次被开除出党,抗日战争打响后才被召回。抗战胜利后,李济深被授予军事参议院院长的高职,却没有任何实权。1946年,蒋介石三次召李济深上庐山“共商国是”,待李上山后却避而不见,对蒋彻底绝望的李济深留下一封长达19页的万言书,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随后悄悄下山,到香港发表了著名的《对时局的意见》,宣布与蒋彻底决裂。蒋介石则将李济深永久开除出党,并登报通缉。
　　被蒋介石高压政策逼到香港的国民党“左派”并非李济深一人。1948年1月,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谭平山等联合在美国的冯玉祥,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邀请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民革在大陆和蒋介石政权内部还拥有大批秘密成员,包括龙云、刘文辉等身居高位的地方要员。据好友林伦彦回忆,李济深到港以后,“蒋党”中除陈果夫兄弟与陈诚外,几乎全到香港“挂过钩”—“足见蒋的国民党涣散到何等程度。”
　　1947年秋天,刚刚出任广东省主席的宋子文悄悄来到香港的李公馆。“宋子文是国民党内最大的亲美派,他一见我就说,我当广东省主席,不是老蒋的意思,而是老美的意思。”李筱桐回忆说,“那时美国人已看出蒋介石众叛亲离的趋势,考虑牺牲他,换取国民党的继续统治—他们也找过冯玉祥,明确提出愿意帮助‘夺权’,‘只要你们不要共产党,我们就不要蒋介石’。宋子文这次来就是希望通过我父亲,疏通父亲的老部下张发奎、薛岳、蒋光鼐等人,再联系和父亲关系非常密切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绍,在广东建立政府,推翻蒋介石,与共产党谈判,在国共之外走‘第三条路’。”
　　面对诱惑,李济深只提了一个要求—能不能先释放广东的所有政治犯?一句话问得宋子文哑口无言,自此再也没有和李济深联系。
　　“一直有人认为,北上参加新政协,是走投无路后无奈的选择。实际上,他们可选择的路有很多。”李筱桐说,“这些老一代的都有自己的独立思想,都有一个毕生追求的明确目标,有一个理想国家的模型—除此之外,任何利益也不可能左右他们的选择。”
　　而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争取到李济深的支持,无疑将在中国的政治天平上为自己添上一枚沉甸甸的砝码—就在“五一口号”发布当日,毛泽东又给李济深和在港主持民盟工作的沈钧儒写了一封亲笔信,就政协会议召开征求意见。在新政协召集人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甚至谦恭地把自己置于民革、民盟之后。
　　
　　等待“大动作”
　　
　　冯玉祥将军是第一个响应中共号召,回国参加政协会议的民主人士,却在旅途中不幸遇难。消息传来,1948年9月7日,周恩来急电香港分局,要求对民主人士乘苏联船北上慎之再慎。
　　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解放战争全面转入战略反攻。同一天,香港首批北上的民主人士登上了开往解放区的轮船,其中有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独独缺少了李济深。
　　李济深仍然在等待。
　　“从成立之日起,民革就把在国民党内部的策反作为首要工作。”李筱桐说,“父亲曾说过,我不在策反方面做出点成绩,何以面对新政协?何以面对新中国?”
　　在国民党阵营中,李济深与桂系的关系最为密切。北伐前后,就是李济深发现并培养了桂系的两大领袖李宗仁、白崇禧,并介绍他们加入了国民党。1948年4月30日,就在“五一口号”发布的前一天,李宗仁在国民党的“国大”上击败蒋介石力捧的孙科,出任副总统。李济深深知蒋、李素来不和,如果能成功策反李宗仁,无异于断掉蒋介石的一只臂膀。
　　1948年冬,李济深在白绫上写下一封亲笔信,托在香港的桂系“立法委员”黄启汉秘密带给了白崇禧。“我父亲给李宗仁、白崇禧都写过密信,劝他们尽快与蒋介石决裂,与他一道北上参加政协会议,”李筱桐说,“中共很想让父亲第一批离开香港,他之所以迟迟不走,就是在等待‘大动作’,等待李、白的投靠—可惜李宗仁一直不表态,不过他也始终没有明确拒绝父亲的提议。”
　　
　　“英姑娘没有来送行”
　　
　　“船开了,货放在船长房里,英姑娘没有来送行,请大老板放心。”1948年12月27日,一封发自香港的密电摆在毛泽东案头—看似毫无头绪的言语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李济深动身了。
　　李济深离开香港的过程,犹如一场精彩的谍战剧。
　　12月25日,港英当局密切监视李济深动向的特务负责人王翠微接到请帖,邀他们夫妇27日到李公馆“欢庆圣诞”—王翠微由此认定李济深不会于近日离港,又正赶上假期,也就放松了戒备。
　　这其实是李济深放出的一颗“烟幕弹”—12月26日晚,李济深拉上朱蕴山等人,乘上一艘小游艇,摆上酒菜,大张旗鼓地到维多利亚湾“泛舟游览”去了。
　　天渐渐黑了,谁也没发觉小艇悄悄靠上停泊在港内的苏联货轮“阿尔丹号”。货轮上,彭泽民、柳亚子、茅盾、翦伯赞等人已等在那里。在中共统一安排下,他们化装成商人。李济深则迅速钻进船长室,再也不在甲板上露面。12月27日,“阿尔丹号”通过检查,乘风破浪向大连港驶去。
　　“我父亲走时没通知任何人,我想应该也包括我母亲。”李筱桐说,“几个月后,母亲就去世了,怕特务破坏,墓碑上甚至不能写是谁的夫人。”
　　李济深的家人不少都生活在国统区,他们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长子李沛文被逮捕,险些被杀;送去参军的两个儿子一个被国民党扣做人质,一个被监控起来;内侄黎民任由于曾有计划地将大批共产党员引渡至香港,被绑上巨石沉入珠江。
　　
　　得道多助
　　
　　与国民党的众叛亲离形成鲜明对照,1949年春夏,各地参加新政协的代表纷纷动身:黎族领袖王国兴化装成泰国华侨,从香港乘船到达青岛解放区;锦江饭店女老板蒋竹君在特务眼皮底下,把女扮男装的台盟主席谢雪红送上开往解放区的货轮;南洋侨领陈嘉庚从新加坡乘船北上;美洲侨领司徒美堂从美国辗转回国;被尊为“川北圣人”的张澜,也通过上海地下党的奋力营救,成功脱险北上……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新政协622名代表中,党外人士占了56%。林则徐的侄孙林遵、康有为之女康同璧、梁启超之子梁思成、张学良之弟张学思、杨虎城之子杨拯民、前清翰林张元济、北洋海军耆将萨镇冰、国民党起义将领傅作义、海外侨领陈嘉庚……代表年龄最大的92岁,最小的21岁,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代表人物。
　　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选举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为副总理。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民主人士有26名;15名政务委员中,民主人士占9名;政务院所辖机构负责人93名,其中民主人士42名—教育部、卫生部、交通部、司法部、文化部、轻工业部、邮电部、水利部、林垦部的部长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部由民主人士出任。
　　9月30日,开国大典前夕,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落下帷幕,发表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宣告成立……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童菲摘自2009年5月19日
　　《北京日报》,本刊有删节)
(作者:赵　耕 字数:35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