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之星座玄想

　　由于中国古代以阴历记时,而西方的星座采用阳历,因此很少有人注意过中国古人的星座。然而,如果依照星座来探究前人的性格基因,我们或许能揭开更多的历史秘密。比如,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梁启超、谭嗣

　　由于中国古代以阴历记时,而西方的星座采用阳历,因此很少有人注意过中国古人的星座。然而,如果依照星座来探究前人的性格基因,我们或许能揭开更多的历史秘密。比如,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什么三人能走到一起?最终又为何分道扬镳? “星座学”也许能带给你别种有趣的解释。
　　梁、谭、康,三人同属双鱼座,相似的思维和性情,成为他们紧密合作的性格基础。但是他们又呈现出这个星座前中晚三个时期的三种形态——水瓶双鱼、纯双鱼、双鱼。因此,理想破灭后,三个双鱼座的风云人物各自作出了自己的决择——纯双鱼座的谭嗣同放弃出逃机会,慷慨就义,这为双鱼座的自我牺牲精神作了最好阐释;双鱼的康有为带有白羊座过于执拗的一面,后来退化为固执的保皇党;水瓶双鱼的梁启超带有水瓶座的冷静和求新求变的精神,渐渐由支持君主立宪转为支持更进步的革命。
　　
　　康有为
　　双鱼的主观&白羊的自信
　　
　　生于1858年3月19日的康有为属双鱼白羊双星座。他同时拥有双鱼的主观与白羊的自信,这给他带来超理想化的性情。
　　白羊座富有首创精神,毫不犹豫,是地道的领军星座,但同时具有固执、激进的倾向。当年,康有为中举后,就曾拒绝“谢恩”惯例,不肯拜见主考官。后来因首倡变法,“强学会”风行一时,因甲午战争暂时失势的李鸿章愿出银二千两加入强学会,康有为却断然拒绝。1893年,孙中山求见康有为,康立即以拜师为见面的先决条件,孙中山属自我意识极强的天蝎座,毅然拂袖而去,导致两位先行者无缘一见。因此,梁启超这样评价他的老师康有为:“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摇动之。”
　　在戊戌变法过程中,康有为的自信使他风格激进。他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杀几个一二品的大臣,这法就变了。”也正是这种自信,使他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作为一介布衣,敢于上书天子,敢于变法,狂狷之中带有过人的勇气。
　　白羊之外,双鱼座是肯于奉献和自我牺牲的,康有为的革命意识当然也有双鱼的忘我情怀。同时,白羊是典型的强者性格,而双鱼却有弱者心态,因此经常表现出对强者有很大的依赖感。溥仪曾在康有为70岁生日的时候送上贺礼,他受宠若惊,“当即恭设香案,望北叩谢天恩”。康有为一直坚持的保皇立场,会不会也体现了他心中对强者的幻想呢?
　　
　　梁启超
　　双鱼的感性&水瓶的理性
　　
　　生于1873年2月23日的梁启超是水瓶双鱼双星座。他既带着水瓶座冷静开明的一面,也带有双鱼座感性灵动的一面。梁启超的文字有理有情,妙笔生花,被认为是“笔锋常带感情”的人。读过《少年中国说》的人,都会被梁启超奔放的激情和理性的思辨所感染,他的一句“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更是将感性与理性的融合诠释得淋漓尽致。
　　康梁二人同属双鱼,这使他们有趋同之处,而康有为白羊座的一面和梁启超水瓶座的一面都是理想主义的星座,一热一冷,气质不同,因此相互吸引。康有为以火象白羊的老大风范,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他鼓舞了无数人;而梁启超以风象水瓶的诗人风范,用才华横溢的语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感染了无数人。
　　然而水瓶双鱼和白羊双鱼最终出现分歧,康梁的分道扬镳便可以从性格角度找到原因。康有为“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而梁启超则是“思维十分活跃、毫无成见而且从善如流”。双鱼不是一个很自信的星座,但兼备白羊的康有为是超自信的,一旦白羊座的超自信与双鱼座的主观结合起来,使康有为在狂热中不切实际,在不切实际中一意孤行,这可能成为他执著于保皇理念而竟不能改的性格动因;而梁启超则发挥了水瓶座求新求变、冷静灵活的一面,于是在近代历史那段长期迷茫的黑夜之中,梁启超摸索着向光明的方向靠近。所以,梁启超也做过很多实践,如引进了许多西方的知识,参与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等社会活动,体现了水瓶双鱼的开明和奉献。
　　
　　谭嗣同
　　双鱼的奉献与牺牲
　　
　　谭嗣同生于1865年3月10日,属纯双鱼。梁启超形容谭嗣同是“少倜傥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所以谭嗣同一直是以侠者风范出现。事实上,谭嗣同还有一个形象更接近他的内心——佛学家。他中年师从杨文会学佛,“昼夜精持佛咒,不少间断”,很快即能遍览三藏,尤其于法相、华严二宗最有心得。
　　其实双鱼座都有一种宗教情结。无论是基督教的谦卑,还是佛教的献身精神,都与双鱼的性格相通。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变法失败后,谭嗣同几次放弃逃跑机会,用行动实践了佛法的真谛——无我、慈悲。诚如梁启超所说:“然真学佛而真能赴以积极精神者,谭嗣同外,殆未易一二见焉。”
　　双鱼的自我否定和自我牺牲在十二星座里是罕见的。经常会有无力感的双鱼会突然出人意料地放弃一切,以退为进。作为以退为进的经典例子,谭嗣同几次放弃了可以逃跑的机会,他选择赴死——“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
　　如果我不能为我所爱的和信仰的付出一切,我就做得还不够——这是奉献型的双鱼哲学。谭嗣同临危赴死前,慷慨陈词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在刑场更是高呼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豪言壮语。
　　这既是对生命的悲悯与热爱,又是对世人的慈悲与奉献。
　　李武//摘自《人物水晶球》武汉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