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拿什么守护我们的梦想

一个毫无资源背景的县城青年，只身来到北京寻找电影梦。从《小武》打拼至今，他用13年的时间，让自己从一个主流之外的电影民工，化身为最受国际影坛注目的亚洲导演之一。刚过不惑之年，洛迦诺国际电影节

一个毫无资源背景的县城青年，只身来到北京寻找电影梦。从《小武》打拼至今，他用13年的时间，让自己从一个主流之外的电影民工，化身为最受国际影坛注目的亚洲导演之一。刚过不惑之年，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已将“终身成就奖”加冕于他。

“梦想这东西和经典一样，永远不会因为时间而褪色，反而更显珍贵。”这是短片《老男孩》片尾的话，用在贾樟柯的身上，再合适不过，因为他就是中国梦的一个样本。

梦想被宣判：无期徒刑

贾樟柯有什么不同呢？只不过是在上学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好的语文老师，让他坐在后排随便看书、发呆、写诗。过了几年“文学青年”的生活，接着就到考大学的时候了。他数学太差，父母把他送到太原去上一个美术班，准备考美术院校。贾樟柯常去学校附近的一个“公路局电影院”看电影，有一天，他看到了《黄土地》。

“看完之后我就要拍电影，我不管了，反正我想当导演。”为了这粒梦想的种子，他从1991年到1993年考了三年，终于考上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这个时候，他的年龄比同学们大好几岁，有紧迫感，于是组织了“青年电影实验小组”，发动一切力量开始拍摄《小山回家》。这部短片在香港独立短片展获奖，贾樟柯获得了生平第一笔投资，人民币20万。1997年春节回家，贾樟柯用21天在家乡山西汾阳完成了《小武》的拍摄。

《小武》的原型是贾樟柯学生时代的结拜兄弟，外号“毛驴”，后来成了小偷。另一个结拜兄弟做了警察，负责看管“毛驴”。做警察的兄弟告诉贾樟柯，“毛驴”在看守所成天跟他探讨“人为什么活着”这类话题。

“小偷也有自己的尊严”，贾樟柯于是构思出了《小武》。“我当时觉得我拍的就是一个学生作业，不可能有什么商业上的企图。”这部没有任何商业企图的“学生作业”一问世，便获得了国际电影节的热情拥抱。柏林是《小武》的第一站，首映结束以后，所有人起立鼓掌。从此，贾樟柯和他的《小武》开始了巡回获奖之旅。

1999年1月13日，刚毕业不久的贾樟柯第一次走进电影局，奉命“接受电影局谈话”。原因是《小武》“严重地干扰了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

“家乡汾阳的生活给我一种自由的精神，县城里有我们的喜怒哀乐，应该有一部电影，把这些穷街陋巷的生活讲出来。我拍汾阳，不是因为它特别，而是因为它是当代中国的缩影。” 贾樟柯说。

这样的讲述在官方那里获得的评价是：未经许可，私自拍摄并参赛。离开电影局时，他拿着处理意见：自即日起，禁止其从事电影相关工作。

一纸文书，实际上宣判了这位刚刚出道的青年导演无期徒刑。

最艰难的时刻

电影局处理意见下来的时候，贾樟柯正在筹备第二部长片《站台》。这部被他自己誉为“精神自传”的电影，在韩国釜山电影节上参加首届剧本大赛便获大奖。剧本也赢得了国内电影制片厂的好感，北影、上影都打算参与投资。因为贾樟柯禁令在身，北影厂专门向电影局打报告说明《站台》的情况：艺术上难得一见，政治上绝无问题。但所有的努力最终无功而返，贾樟柯没有获得解禁。

众多海外投资渠道开始向他敞开，他选择了日本制片公司T-MARK，它的老板是日本著名导演北野武。

“不等了，抓紧开拍！”海外投资还在审批尚未到位，贾樟柯决定自己先垫钱尽快开机。1999年，他手头已经有一张500万人民币的存折。因为《小武》的海外发行十分理想，贾樟柯获得了这笔可观的第一桶金。

一百多人的摄制组又一次来到了贾樟柯的家乡汾阳。零下12度的严寒，7级狂风，剧组在吕梁山下的旷野中开机了。随后几天的拍摄是在大雪中进行，妈妈来到片场，看到贾樟柯和同事在冰天雪地一边挨冻一边拍摄，心疼地建议：傻孩子，剧本不是你写的吗？你别写大雪不就行了吗？

2000年8月，《站台》获威尼斯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奖，但是国人在影院里不会看到这部电影。在没有解禁的日子里，贾樟柯的电影一直以民间放映的形式和国内观众见面，比如北京三里屯的酒吧。

正式解禁是在2004年，《世界》是贾樟柯走出地下的第一部影片。在与官方和解的第三年，他带着新片《三峡好人》再次出征威尼斯。几天后，36岁的贾樟柯在水城捧起了电影节最高荣誉金狮奖。

这是所有职业导演梦寐以求的，很多人见证了贾樟柯亲吻金狮的幸福一刻，但是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一个观众已经不在了。在《三峡好人》制作后期，贾樟柯的父亲离开了。

“那一年我爸突然生病，很快就过世。这个过程太快，完全把我击垮了。我觉得我真的太操蛋了，为什么没有把生活安排好？”贾樟柯十分自责。“我从19岁离家，一年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10天。其实我觉得我父亲特别想了解我，但是我们之间交流特别少。”在自己的第二部电影《站台》片头，贾樟柯曾写了这样一行字幕：献给我的父亲。为了弥补自己在追逐电影梦的过程中对亲情的愧疚，贾樟柯现在让母亲跟自己一起生活。“早上的时候说妈我走了，晚上说妈我回来了，对老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安慰。”

凭借着对变革时代个人命运的独特洞察和个性表达，贾樟柯迄今的所有作品都获得了国际奖项的肯定。朋友私下开玩笑，称他是“活跃于国际电影节的电影活动家”。拿奖拿到手软的后果，就是他对于奖项本身的快感逐渐递减。“一开始能快乐一个月，再往后是一个星期，再往后是一天，再往后就是一个小时。”

尽管如此，有一个奖项依然在他内心占据着独特的分量。1996年《小山回家》获得香港独立短片故事片金奖，那是他第一次拿奖。

“那个奖给我带来的最大的感受，就是我觉得能跟我妈有个交代了。我妈一直觉得从事电影是一个很虚的工作，她总问，你行不行啊，这碗饭你吃得了吗？在这个奖之前，我心里也打鼓。所以那个奖给我之后，我特别兴奋。我跟我妈说，妈，你看我还行吧，我再往前走几年，你别逼着我工作、结婚、生孩子，我再往前走一走。”

为年轻的梦想提供起飞平台

2010年春节，贾樟柯趁回乡去看望一个中学同学，那位同学高考落榜后回到村里，至今未婚。在整洁的窑洞里，贾樟柯在他枕边发现了一本杂志，那是他们中学时代传阅的一本《今古传奇》，已经非常破旧了。

那一晚，贾樟柯留在同学家过夜。乡村夜晚来临，年轻人都进城玩耍，留下来的人就打麻将，村里人除了看电视之外就只有赌博。“我的那个同学可能多一样，就是去翻那本《今古传奇》，那就是本通俗读物，十几年，多枯燥啊。我一下子特别难过，就想他无数个黑夜是怎么度过的。”

那一夜，贾樟柯对城市生活之外的年轻人精神世界的贫乏和窒息，有了一种强烈的震撼，年轻人，是最应该有梦想的啊，“我想拍一个电影，就讲这样一种生活状态里的年轻人。”

回京之后，媒体不断报道的“富士康事件”更加坚定了贾樟柯为年轻人拍电影的想法。“我特别能理解这种精神上的绝望，他们都是从一个封闭的环境、贫穷的地方，满怀憧憬离家背井，带着希望和梦想去繁华的地方，结果发现其实没有桃花源。应该有人去过问一下年轻人心底的那些沮丧。”

这就是后来的“语路计划”。他带领6个年轻导演，把镜头聚焦于12个不同的中国梦，讲述这些梦想斗士如何度过曾经的那些艰难时刻。“语，就是人生经验；路，是人生道路。我们想把这些人生智慧，赠送给广阔土地上收拾行李，准备出门的年轻人。”

12部短片中，贾樟柯拍摄了其中的两个，其中一个主人公是潘石屹。贾樟柯说，他们都是穷人家的孩子，他想告诉年轻人，穷人家的孩子也能成功。

这12部独立的三分钟短片从2011年1月6日开始在网络免费观看。这样的传播方式令贾樟柯备感欣慰：三分钟，最容易让人看进去；乡村、矿区，都有网吧，更容易传递给更多的人。

贾樟柯并不否认，自己的梦想“阶段性地实现了”。圆梦以后，他开始帮助年轻人去实现他们的电影梦。凭借“语路计划”，贾樟柯将6个年轻导演推到了前台，他们年纪最大的32岁，最小的刚过22岁。这是他第二个扶植新人的计划，先前启动的“添翼计划”制作的首部青年导演作品也将在今年面世。

在“语路”短片的首映之夜，团队举行了一个很私人的庆功——年轻的导演们想听一听贾樟柯开口唱歌。贾樟柯就拿起麦克风，像20多年前在家乡汾阳的练歌房里一样放声唱道：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