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是孔子编纂《春秋》时的原则,后来就成了书写历史的潜规则。简言之,对那些长者、有身份地位者,其丰功伟绩可大讲特讲,而干过的不太体面的事或者坏事则不能提,只说过五关
“为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是孔子编纂《春秋》时的原则,后来就成了书写历史的潜规则。简言之,对那些长者、有身份地位者,其丰功伟绩可大讲特讲,而干过的不太体面的事或者坏事则不能提,只说过五关斩六将,不说走麦城;只说平定天下居功至伟,不说玄武门之变;只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不说挟嫌报复斩校尉,否则就有损形象,犯了大忌。
宋代大科学家沈括是个贤者,“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宋史·沈括传》),是个文化、科技通人,一生从事的研究领域极为宏阔,用独步千古来形容他一点儿也不为过。
可是,对他的瑕疵——诬告苏轼,历史书却一直讳莫如深。沈括与苏轼是老友,却出来告密说苏轼诗作有讥讽朝政之意,并举例说“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这两句诗,就是影射皇帝,大逆不道,于是由此开始,揭开了“乌台诗案”的大幕,一场牵连苏轼三十九位亲友、一百多首诗的大案便因沈括的告密震惊朝野。
戚继光是明朝的抗倭名将,也是个贤者,其功劳青史留名。但他也有毛病,就是行贿。他派弟弟送给宰相张居正的礼物,都一笔一笔地记录在《张居正书牍》中,礼物丰厚,花样无穷,其中有一次,他还挪用军费为张居正买了两个年轻貌美的姬妾。所以,历史学家黄仁宇始终不认可民族英雄的“人造完美”,他在《万历十五年》中说:“戚继光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不能把他强行安放在用传统道德构成的标准像框里。”并且在引用《明史》对戚继光、俞大猷两位将领进行对比时,认为戚继光“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人”。
左宗棠一生最大遗憾,就是学历低,只是个举人。光绪元年,左宗棠以钦差大臣身份奉命督办新疆军务。在军情紧要时刻,他却在为自己的“举人学历”耿耿于怀,他想,自己的身份仅是举人,再有功劳按例也不能入阁,死后也得不到追封,建立再高的功业也不能光宗耀祖,这多委屈啊。于是,他自恃盖世功业,上奏清廷,要求解除军务,回京参加会试。
当时,西北正处于关键时刻,左宗棠此时要求更易主帅,对于清廷来说,简直是“大厦将倾”。朝廷看出左宗棠的真实用意,赶紧遂了人家的夙愿,破例赐他一个进士,并授予翰林院检讨职务。左宗棠由此得到了“高等学历”,精神大振,所向披靡,终于收复了六分之一国土,立下不世之功,进入了中国历史上民族英雄的序列。
马克思是也是贤者,伟大的思想家,其与燕妮的爱情也被广为颂扬,成为许多人羡慕的对象。可是,随历史的揭秘,我们得知一个颇为意外的事实,马克思有个私生子。
1850年,马克思的女仆琳蘅怀孕了,孩子出生时,承担了这个责任,婴儿取名为亨利·弗里德里希·德穆特。去世前,在一个纸盘上写下了:“亨利·弗来迪是马克思的儿子,图西把她的父亲理想化了。”弗来迪就是那个男孩,而图西是马克思的女儿,当时在身边,她一直以为亨利真的是恩格斯的儿子。
人性是复杂的,人都有多面体,圣贤有过失,有瑕疵,皆为正常之事。所以应该相信人们的基本判断力,不会因为白玉微瑕就断然弃毁,也不会因为英雄有疾患,就失去景仰之心,用鲁迅的话来说,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究不过是苍蝇。
林涛//摘自2011年4月3日《大公报》,李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