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田街七巷六号

  青田七六——台北青田街上的一座庭院,因是享誉国际的地质学家马廷英先生的故居而被定为古迹。

  马廷英长子、作家亮轩的“青田七六”,齐名于鲁迅的三味书屋与百草园、萧红的呼兰河、林海音的城南旧事……

  

  我的老家,在台北市的青田街七巷六号,原先已经沉入记忆很久了,我刻意地不想这个地方,因为有太多的伤痛。

  一个秋天的清晨,我坐在父亲一生在其中度过最多时间的书房里,对着景色已非当年的院子里的那一株要两个人才能合抱的高大的橡树,那棵树认得父亲,它认得我吗?大树无语,一片巨大如扇的树叶飘然而落,只留下我的沉思。

  父亲身体还算好,特别是在盛年时。书房的门经常是关着的。书房靠窗有一张大大的书桌,对着前院的花园。桌面很少是干干净净的,记忆中,在早年,父亲的书写工具有三种。

  其一是打字机。

  其二就是蘸水钢笔——这种笔大概年轻人都没有见过。

  其三则是写论文常用的毛笔。父亲是个工作狂,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在研究上,我想,他用毛笔写论文,是因为没有时间练字,便在写论文的同时练字,甚至写英文论文也是如此。

  父亲有一方很珍爱的松花石砚(不知他是否知道这是绝世珍品),后来送给了一位老同乡,因为他就是从松花江边来台湾的,父亲以这一方砚台,抚慰了这位再也无缘回乡的游子的心灵。

  

  想到父亲,总是容易想到他的背影。

  父亲在书房里工作,用得最多的书写工具,就是那台老打字机。我就是在打字的声音中长大的。我们总是轻轻地从书房关着的门走过,踮起脚来看看,就只能见到父亲的背影。他夏天穿一件轻便的白汗衫,冬天穿灰色毛料的长衫。

  早年的女管家名为锦娘,她把饭做好,都摆在餐厅的桌子上。在打字声中,她轻轻地走到书房门口,不敲门,也不呼唤,只是安静地等待,等到打字机的声音停顿的间隙,马上以日语说一句:“先生请用餐!”父亲低低地应一声,不一会儿就走出书房吃饭了。但是重新热饭热菜也是常有的。

  这间书房的大桌子边上,曾经放了一张小桌子,那个时候我小学即将毕业,准备考中学。对小学生来说,那张小桌子足够用了。但大部分的时间父亲都不在家,依父亲之命,我就用他的那张桌子读写功课。在这一间书房里,好像格外地会把书读好。

  

  很多的证据显示,他曾经想要当个好父亲,他一再地努力,至少要当这一个儿子的好父亲。

  和父亲交恶起于某日餐桌上的对话,他直接说我写了信给他在日本认得的某女士,要她不要跟父亲来往。他那一次生气生得古怪,没有大声说话,只是冰冷地道出了他心中的愤怒,我说我不知道,并且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但他不相信。

  之后的那一晚,我深夜回家,疲倦不堪,要在我那夏屋的小床上睡觉了,照例得先把藤架圆绷子为顶的白色蚊帐挂好。我站上了床,想要把蚊帐放下来,眼前出现了超现实的景象:床的上方,蚊帐不见了!

  随后一想便知,是父亲把蚊帐收了去,连枕头被单也不见了。在那样的夏天,没有蚊帐,是一分钟也别想睡的。

  为了我根本没有做的事,我受了这么大的罪,一时气愤填膺,哪有这么狠毒的父亲?冤枉了我也就算了,怎么可以不留一点余地给我?连一句分辩的话都不让说,分明是不要我活下去了。

  我想我的人生就这样完结算了,反正离成年还有太长的岁月,真的是熬不下去了。我该用什么手段自杀呢?

  我们家有十几把日本武士刀,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我常常拿下来把玩,后来又私自藏了一把在床边角落里。

  在那个夜半时分,我拔出那一把亮晃晃的日本刀,却一时无从对自己下手。刀身很长,要是短匕,也许对着心脏,刀柄抵着墙,身子对准刀尖一压,就可以一刺而亡。鲜血自然喷得满墙都是,想想都很爽快。然而这是一把比我的胳膊还要长的长刀,要怎么办?

  我得出一个结论:长刀便于杀人,短刀适用于自尽。这个时候,我起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反正是一死,要把父亲也杀了,父子同赴黄泉,一了百了!时间是半夜,父亲早已在榻榻米屋里沉睡。他倒睡得香甜,把我的蚊帐给拆了,一点自责都没有,我们父子今夜得有一个了断!

  黑暗里,我提着刀,悄悄地接近了父亲卧房的门前。我呆立在那儿,一时不知所措。我脑子有些混乱,我不知道自己在父亲的卧房门前站立了多久,却发现身边似乎有人,转头一看,是面色如纸的姐姐。她吓坏了,然而一向怕事的她,此刻却紧紧地抿着嘴,坚定地阻挡在我与房门的中间。

  我知道,我冲不过那一扇门,除非把她杀伤。也许我并没有坚决地要置父亲于死地的意思,然而那一刻我神志不清,于是,也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就一定不会成为一个凶手。

  这件事就在黑暗中落幕,我轻轻地回到了我的卧房,蜷缩在床上,失声痛哭。父亲至死也不知道,我们最终那么合得来的一对父子,曾经却有过如此可怕的危机。

  幸好,悲剧没有发生,父亲与我在他晚年的时候,达到了完全的和解,就像我们生来便是一对再好不过的父子一样。

  我终于明白了,人生的每一刻都可能会发生爱情,从一岁到一百岁都是。父亲当时是在恋爱中的,我想。他不是只想要结婚而已,否则不会暴怒到那个程度。当时他身边没有人为他的感情世界着想,一个孤单了一世的老教授,只想享受他所爱的女人的爱,在晚年,过上简单的婚姻生活。一个女人,让他可以在做学问之余,日子不再那么冷清。

  

  记得最早听到他要结婚的消息,是在我的幼年。那一次,正当家里的客人要散的时候,父亲照例把我们两个孩子叫到客厅,要我们向长辈行礼道别。不记得是哪一位不知趣的长辈,问我们:“你爸爸要给你们找一个新妈妈了,好不好啊?”

  我是完全搞不清这件事的,姐姐却不,才七岁的她,居然狠狠地回应说:“我才不要什么新妈妈,是臭妈妈!”我很盲从地跟着说:“臭妈妈!臭妈妈!”我们哪知道这一句骂人的话,可能误了父亲几十年的幸福。

  要是父亲再婚,我们很可能就会在一个正常的家庭里接受正常的教育。父亲除了学问,一无所有,当年爱他的女人不会是平凡之辈。

  早年的时候,我曾经把父亲当作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依靠,心中想着的是他,等待着的也是他,我一切的表现也都是为了他,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但是在我的表现不再如他的意时,我们原本的关系便像一阵清风掠过水面的浮萍,霎时荡开,再也无从相聚。

  我坐在他当年的书房里,千般往事此起彼落。我相信,父亲与我,还有太多的话要彼此倾诉,我们可能再相会吗?

(作者:亮轩 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青田街七巷六号》一书,本刊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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