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囚

　　妈妈说我必须跟她去火车站，去接从劳改营回来的姥爷。我和弟弟从来不知道姥爷犯了什么法，只知道他是政治犯，够资格枪毙的。后来不知怎么，他案情的重大性就给忽略了，死刑也延缓了，一缓三十年。我们都要走了，看见车尾巴上站着个老头，穿一身黑不黑、蓝不蓝的棉袄棉裤，黑暗的脸色，又瘦又矮。老头唤出了妈的乳名，妈脸上显现出轻微的恶心和过度失望的表情。妈推我一把：“叫姥爷！”

　　这是她坚持让我陪她来的原因：我叫一声“姥爷”便省了她叫“爸”了。姥爷哭了一下，妈也哭了一下，这场合不哭多不合情理。

　　不久，姥爷就成了我们家很有用的一个人。我们都抓他的差，叫他买早点，跑邮局寄包裹，拿挂号信。自从我们多了个姥爷，家里就开始丢钱。

　　有一天，我把他逼到洗碗池边，问：“你今天去哪儿了，姥爷？”

　　“去门诊部了。”他已能很流畅地扯谎。

　　“我在电影院看见你了。”我脸上出现捉贼捉赃的笑容。

　　“在劳改营里没电影看。”我说，“三十年都没看过电影了吧。”

　　“怎么没有电影？”姥爷扯起一脸皱纹，鄙夷我的孤陋寡闻，“场部一个月放映一两部新片子！”

　　“你们劳改犯也能去？”

　　他被我问住了。见我要走，他忙说：“你妈演的电影，我就是在那里头看的！”

　　“妈演的哪部电影？”

　　“那天我在井台上，王管教隔好远就喊我：‘老贺老贺，我跟你讲个事，我看见你女儿了！’我一听腿都软了，插在雪里拔不动了。王管教鼻子、嘴通红地笑：‘看了你女儿演的电影！’你姥姥隔一两年给我一封信，信里提过你妈给提拔去演电影了。我随身带的相片是1947年拍的全家福，你妈那年才八岁。”

　　“你去看电影了吗？”我问。

　　“场部离我们大队有三十多公里，还要请假。一个请假报告等大队长批下来，起码要两个礼拜。两个礼拜，早就换别的电影了，你妈也不在上头了，我跑三十多公里去看谁？”

　　妈这时进厨房倒烟灰缸，然后去洗手，身子尽量绕开姥爷，尽量不去闻姥爷身上的气味。

　　“一整天我都在想，”姥爷等妈妈出去后说，“唯一的办法是偷跑。每天晚上十点要点名，缺席的人以逃跑论处。怎么都没法子过点名这一关，除非哪个管教肯帮你打掩护。我马上就想到王管教，他人和气，心眼多些，就是喜欢贪点小财。

　　“我把一点家底都翻出来了，总共只有一支派克金笔和一小瓶没启封的进口止疼片。刚到里头我有不少好东西，那些东西保住了我的老命。实在饿得吃不消，我就拿件东西去跟干部换羊油。派克金笔是我留着到顶难挨的时候派用场的，止疼片是我给自己留的，牙疼起来，我的头能把土坯子墙都顶出个坑来。

　　“下午我见了王管教，小声跟他说我有事跟他私下讲。他一听就明白，让我吃过饭到他家去。我揣上东西——药瓶子我装在左边口袋，钢笔装右边——能少拿出来一样，就省一样。走到离他家院子差十来步了，他七八岁的女儿背着他两岁的儿子跑出来，拦住我说：‘我爸说中队长在我家，你有话跟我讲就行了。’

　　“我呆掉了。这种话小孩子怎么能传递？再说还要来来回回地讨价还价。看我为难地直干笑，小丫头说：‘没事！我趴在我爸耳朵上跟他讲，谁都听不见！每次都是这样的！’

　　“我跟她一个字一个字把话交代清楚，小丫头就回去传话了。几分钟后又跑回来，告诉我：‘我爸说批准你去看女儿，他会跟大门岗的哨兵打招呼。不过，你要在早晨五点之前赶回来，不然他就不管了。’

　　“没想到事情会这么顺利，我打算早上点过名就走，三十多公里路踩着大雪要走一天。十点钟我就上路了。到了大门岗跟前，我正要走过去，岗楼上的哨兵一下就把枪对着我，叫我不准动。我说：‘我是三队的老贺！’哨兵喊：‘你动一动我就打死你！’

　　“我一再跟哨兵说‘我是三队老贺’，哨兵一再叫我‘滚回去’。我心想王管教受了那么重的贿，不该诓我吧？也不知道是不是那小丫头耍了我，自己要了那支笔。

　　“我怎么也找不到王管教。我不能等啊，一等就错过那最后一场电影了。

　　“我想了两个小时，午饭后我把罗桥找来。罗桥是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子，他在十五岁时把他妈给打死了，判了死刑，要等他满十八岁才能枪毙。我把那瓶进口止疼片给他，问他肯不肯帮我忙。他知道一片止疼药能换一个馒头，那里头天天都有人犯牙痛，他只要拿一片药出来，那人就肯把晚饭的馍换给他。我把事情跟罗桥一说，他就答应下来。

　　“下午三点，西北风紧了。罗桥不知从哪里弄到一小碗青稞，把它炒了，跑到岗楼下去吃。哨兵在两层楼高的岗楼上冻得要哭了，看见罗桥吃热乎乎的炒青稞羡慕得骂娘，让罗桥请他吃两口。罗桥爬到岗楼上，跟哨兵又打又闹地抢吃青稞。那里头的人，管教也好，当兵的也好，都不防备罗桥。趁哨兵和罗桥耍闹，我不紧不慢走出了岗楼下的大门。

　　“大门外是一大片开阔地，寸草不生，这样有只老鼠跑过都逃不出哨兵的眼。眼看就要走出那块地进向日葵田了，一进那里就好得多。砍下的葵花秆子给捆成一人多粗的垛子，一垛一垛竖在那里。要是哨兵不开口先开枪，那些葵花秆子能挡一下枪子。还差一二百步，岗楼上传出一声：‘站住！’我装作不知他在喊谁，继续往前走。我都不晓得自己怎么有那么大胆子，一下子不知道害怕了。哨兵嗓子都喊破了：‘我开枪啦！’枪还真开了，打得我脚边的雪直开花。我还是那个步子，坦坦荡荡地走。我就是想看看我女儿，我就一个女儿，真给他们毙掉我也就不必想女儿想得这么苦了。

　　“这时候我听见王管教的嗓音，喊他们不要开枪，说：‘你姥姥的，那个样子像逃跑的？’他又喊我：‘贺智渠，你姥姥的，站好了给他们看看，你那三根老丝瓜筋挑个头逃不逃得动！’我转过身子，脸迎向枪口。我看见王管教那小个子蹿得老高，要那些枪放下。他对警卫兵说：‘就派他去趟中队，我派的！’我看他直朝我挥手，就几步跨进了葵花田。”

　　我说：“他还不算太王八蛋。”

　　姥爷说：“就算好人啦。那种人，报德报怨都快。”

　　我问姥爷后来怎么样了。

　　“我就上路了呗。”姥爷说，“二月天短，五点多就黑下来。场部我顶多去过三回，只记得在东南方向，路上要过个小镇。我进镇子的时候，看见军用大卡车占了镇子大半个地盘。我赶紧进了镇口第一家店。店主人一看见我的粗布灰棉衣上的号码就说：‘你怎么敢到这里来？没看见镇子戒严了？’我问为什么戒严，他愣住了，瞪了我一会儿才说：‘跑了个人！昨天跑的！’我又问是哪个大队的。他还瞪着我，半天才说：‘噢，不是你啊？’他把我当逃跑的那人了。我不敢再进镇子，就从一片荒地往场部去。还好，雪把天色照亮了。绕过小镇，我还得回到公路上。刚要出林子，我看见有烟头火星子在前头闪。对方也听到了我这边的响动，手电筒一下就照过来。我赶紧蹲下去。电筒光柱子就在我头上晃，我一点一点趴下去，肚皮贴地。那边叫：‘看见你了！还往哪儿躲！’我心跳得打鼓一样。那人又喊：‘还往哪儿跑？我打死你！’手电一下子晃到别处去了。

　　“我才晓得他在诈我。他又瞎喊几声，就闭了手电。我往前爬几步，发现他也藏起来了。我必须找到他的方位才能决定我下一步怎么走。风硬起来，我汗湿的棉袄结冰了，跟个铁皮筒一样箍在身上。我差不多要冻死的时候，听见划火柴的声音。他把火光遮得再严我还是把他的方位认准了。他不晓得我离他那么近，我闻得到他纸烟的味道。

　　“我算着那个兵的行动规律，然后撑起身子，慢慢站起，全身已经冻得很迟钝了。我必须在他向右走的时候从他左边穿过去。我一步都没算错，他转过身的时候，我已经在他的另一边了。出了警戒圈，我也不指望搭车了，就顺着公路旁的防风林带小跑。时间不早了，我怕连电影尾巴都赶不上，跑得棉袄棉裤上的冰又化了，周身直冒白汽。这就看见场部的灯了。

　　“我进礼堂的时候，电影还有十分钟就结束了。场子里挤满了人。没座位的人站着，挡了坐在长凳子上的人。后面的人干脆都不坐了，全站到凳子上。有个十多岁的男孩站在两个摞在一块的凳子上。我对他说：‘你肯让我站上去看一眼吗？’他先不理我，后来看见我手上有张两块钱的钞票，马上跳下来。

　　“我站到两个凳子上面，动一动就会跌下来。电影上的人是男的，过几分钟，还没女的出来。我脑子急得嗡嗡响，什么都听不见，只晓得那个男孩子在下面拽我裤脚，越拽越狠。这时电影上出来个女的，大眼、尖下颏，跟你妈小时候一个样。十几年没见了，怎么看怎么熟悉！我呜呜地哭啊，泪水把眼睛弄得什么也看不清了。我什么都看不清，就用两只手满脸地揩眼泪。

　　“我那样呜呜地哭，把那男孩子唬坏了——他肯定没见过老头像我这样不知害臊，号出那种声音来。我不晓得哭了多久，也不晓得人都走光了，就知道自己一下子砸在水泥地上，直挺挺地从那么高就砸下来了，脸跟身子一块儿着地，一嘴的血，一嘴的碎牙渣子。”

　　“那男孩子抽凳子了？”

　　姥爷不答我，换了个语气，带一点微笑地说：“我都不知道那部电影叫什么名字。我趴在地上，清场子的人说叫三中队来认尸首——我衣服上有中队的编号。三中队一来人我就完了，我是偷跑出来的，逮着会给我加刑。我这刑还能往哪儿加？再加就是死了。

　　“等他们一转身，我就忍着疼爬起来。还好，嘴上的血不流了，冻住了。从场部回我们队是迎风。那风是满头满脸地吹，满嘴地钻——没牙了嘛。我怎么也要在天亮前回到队里，赶上早晨六点的点名。我看到我们队那片土坯房的时候，天泛白了，也不晓得我怎么就倒在雪里头。后来那些人说，他们从我的棉袄棉裤里剥出个血人。我们犯人都没有内衣内裤，六七斤重的粗布棉衣里都是光身子。布料是回收的旧棉花织的，又粗又硬，跟油毛毡差不多，加上棉花也是‘废物利用’，用了再用，不知轮回了多少次。那东西能穿着走三十多公里路吗？给汗湿，又结冰；人走一步，它就跟锉刀一样在皮肉上锉一锉，一身皮还不都给它锉烂完了。我醒了，看看身上——俗语说‘不死蜕层皮’，那是真的，一块好皮都没了……”

　　姥爷忽然不说了。

　　妈眼下在电影中演的角色越来越次要，也越演越无声息。不经常地，晚报会有一两行字提醒一下人们：她尚活着，尚演着。妈有成大角儿的本钱，却不知怎么就错过了，她一向认为这主要得归罪于姥爷。在那个政治背景、家庭出身左右个人命运的时代，妈的推断或许有道理。我从来没有听过妈叫姥爷“爸爸”。

　　姥爷在哇哇乱响的电视机前睡着了。我把妈拉到客厅门口，小声跟她讲了姥爷刚讲给我听的那事。妈想了一会儿说：“那他肯定看错了，那个电影里我的戏不到五分钟，他看见的是女主角。我本来该演女主角的，要不是……”她嗓音开始爬音阶，我嫌恶地制止她：“行了！”

　　我狠狠地要求妈，不准她把实话讲给姥爷，让老人到死时仍不知道这是个误会，让他认为他曾为女儿做过一个壮举。

　　姥爷在1989年被彻底平反了，恢复了名誉。我们家的日子还是那样往下过，妈照样发牢骚，她有积了三十余年的对姥爷的牢骚；姥爷照样搜刮家里的钱，去看电影。只有我在唤“姥爷”时，心里多了一分真切。我静静地设想：姥爷去看电影中扮演次要角色的妈妈，因为妈在银幕上是和悦的，是真实的，姥爷能从银幕上妈的笑容里，看见八九岁的她——他最后锁进眼帘和心底的女儿形象。

（作者：严歌苓 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谁家有女初长成》，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