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不愿意被改变的人

　　马萨诸塞州的雪季刚过，一片春花烂漫的景象。小镇上的人们面露喜色，熬过这个漫长的冬天，被雪水泡得肿胀的大地变得柔软肥沃，阳光终于代替寒风，亲热地在街上投下不停移动的影子。几天前刚回到深圳，一股热浪把我唤回故乡。
　　我和我父亲的朋友一起去喝早茶，一坐下就得回答他朋友的各种问题。首先几岁，然后读什么专业，听到读历史的，又说：“读历史以后出来能干吗？”我笑笑，不予解释。对方乘胜追击：“现在很多大学生毕业了都没事做啊，你读历史完蛋了。”父亲的脸色已经相当难看了，一脸期许地看着我。从小以伶牙俐齿著称的我，这一刻却什么都不想说，因为这样的问题我已经听到太多太多。碍于父亲的面子，我只能说：“我学的不只是历史，是人文也是基本素养，相对其他事情来说，我觉得这很根本，我本身也非常需要。”父亲如释重负，对方立刻转移话题。
　　可能是我在国内的圈子太局限，我接触的人并不多，而能接触到的这一部分人所表达的观念又十分统一——物质主义已经完全占主导位置。我听不到任何让人觉得舒服或善意的话语，也很少看到真诚或耐心的微笑。周围的人群似乎都在讨论如何赚钱。
　　我理解经济独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我很难想象金钱能够作为一个主题，横跨所有领域，且占主导位置。我听过很多的士司机的抱怨，也看到过很多服务生不耐烦地翻白眼，好像很多人都不热爱自己现在的生活和工作，很多人都在挣扎着想走出现在的状态。相信这背后必定有爱的驱使，为了父母，为了妻子丈夫，为了孩子。但难道不是“爱让一切劳作变得甜蜜吗？”还是我太不世故，不理解当中的辛劳和苦楚，才会一厢情愿地希望所有人都能在他们的生活中找到快乐？
　　我在学校打工期间认识一位叫拉斐尔的哥伦比亚人，他说英语的时候带有浓重的口音，但他在我们学校工作了40年，日复一日地做着八种不同口味的手制披萨。有时食堂的饭实在太难吃，我会冒着增肥的危险拿一块吃。他做的披萨很好吃，很薄的底、厚厚的芝士和新鲜的蔬菜，而且不油。我开始觉得他很辛苦，但他总是微笑，如果看到他熟悉的学生或职员，就会走出工作区域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拥抱。我佩服他，总会给他做杯橘子茶，顺带给洗碗的时候关照我的彼得大叔也做一杯，后来这慢慢成了习惯。
　　有一次，在他休息的时候我们聊了很久，他指指披萨的架子，说：“你肯定觉得这很枯燥吧？”我说：“是的。”他说：“我做披萨的时候不只是在做披萨，我的脑袋在思考。”我笑，表示完全理解。他说：“我在这里做了40年的披萨，你是第一个愿意给我倒茶的人，风雨不改。其实我也是一样的，40年来只是做着同一件事，心里怀着对生活的热情。我相信主，但不以任何宗教的名义。我如果有能力，会尝试换工作，但我发现我的天赋就是做披萨，这难道不是上天安排好的吗？如果它（指指天）给了我更好的能力，我就不会在这儿每天做同样的事了，但我做得最好的就是这个了，所以我热爱做披萨，正如我热爱生活。”
　　他这段话让我想了很久，我原本以为他是规劝人要安于现状，但我觉得他是在教导我热爱生活。相比我在深圳看到、听到的一切，我感觉到，很多人都十分疲惫，没时间关照自己的内心，问问它是否丰足、是否圆满、是否还有一点点位置让自己喘喘气。
　　我在深圳的日子其实很简单，吃完早餐，看书写论文；吃完午餐，继续看书或者写字；吃完晚餐，出去散散步，或者和朋友看电影。我很少看到有人在路边或者餐厅看书，仿佛那样会被当成异类。而我在美国生活的地方——那个如今还飘着梨花、有河水环绕的小镇，还有无数的老人坐在长椅上边抽雪茄边看书。校园里任何地方都能看到有人在看书，或者讨论，不论学术问题还是简单的天气话题。
　　镇上有家吉卜赛风格的餐厅，每到周六就有open mic（酒吧给一些乐队或艺人开放演出时间）的节目，上次来了一个乐队，贝司手、键盘手、主唱、小提琴手、吉他手，每个人至少都有60岁了。当他们演奏起来，眼神里流露出的那种沧桑和缅怀、那种坚定和理解，让我手里那杯冰柠茶都暖了起来。演出完了，他们会换回自己的衣服，可他们平日里或许是司机、修电工，又或许主唱在肉类包装公司，吉他手只是个超市收银员。
　　去年选修“环境学”，提到当地一条河近年来受到的一些污染，教授唐纳德带我们认识了一位致力于这个课题30年的教授，他叫汤姆。汤姆介绍说，由于发电厂非法排放工业污染物，导致河流受到严重污染。当他还是个本科生的时候，他就注意到这个现象，于是向政府部门举报，政府部门和当时的发电厂显然串通一气，回复他说：“你只是个本科生，这件事与你无关，你无权参与。”因为这句“你只是个本科生”，他一赌气念到化学博士，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课题当中，正式起诉发电厂。他的非营利组织现在还在努力改善当地的河流，他和我们道别的时候挥挥手，说：“记住我吧，我叫汤姆，还是个提琴家。”说完就消失在一片农场的松树林中。
　　而我的环境学教授唐纳德也有十分坎坷的经历。在南美洲的时候，他喝了森林里的水，从此染上怪病，大脑严重受损、记忆力丧失、双腿无法行走，但是他坚强的意志力让他挺了过来。他当时已经有博士学位了，但大脑受到损害后导致记忆力严重丧失，于是他花了4年时间补全了所有专业知识，继续教书。他双腿快好的时候去超市买东西，出来的时候被一辆飞驰的车把左腿彻底撞断，现在他走路一瘸一拐，总是拄着拐杖，上下楼梯都很不方便。
　　我听经常和我讨论文学的一位女诗人说（这位女诗人在我们学校长达50年），唐纳德年轻时是她见过最帅的男人。那年她第二个女儿刚出生，她抱着小女儿，丈夫抱着大女儿坐在学校的草地上野餐，唐纳德弹着尤克里里，唱着歌，场景很美。他现在经常待在花房，看他种的植物，一看就是一下午，还自己给学校的食堂种土豆，和那条叫“萨沙”的狗说话，那只金毛狗不怎么爱听，跑了，他就自言自语。
　　两个星期前，我参加的合唱团有演出，音乐厅里坐满了人，我有点紧张，往台下一看，突然看到做披萨的拉斐尔站在最后面，工服都还没来得及脱，可能刚下班就赶过来了。他看到我在看他，朝我用力挥挥手。我有点意外，但我唱到《夜莺》那首歌的时候，我看到他眼睛里似乎有模糊的泪光，我不确定，因为他那时还笑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