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划着船向岸边驶来。我踏上船板,船身晃荡了几下,荡出去一层层细密的波纹。
我回头朝岸边望去,老人问:“岸边像什么?”我盯着那个凸出的尖端,想给老人一个精当的比喻。
他乐呵呵地说:“非洲好望角!”我愣住了。老人脸上流露出一丝诡秘的笑:“跟好望角长得一模一样!”
我不解地问:“您到过好望角?”
老人呵呵一笑:“非洲那个我倒是没去过,但我现在不整天都在好望角吗?”他将目光移向远处的河岸。
河水哗哗地流,河上无风,芦苇丛簇挺立。
“我小的时候,在一本地图册上看到了这个地名。当时我就想,长大后一定要到好望角,看看那里到底是个啥样子!可我连小学都没读完,日本鬼子就扛着枪进村了。人们四处逃难,我和爹娘跑散了。后来,我就参军打鬼子、打老蒋,差不多把天南地北都跑遍了。那本地图册我一直揣在怀里,行军或休息时总把手放在胸口上摸一摸。”老人说着,掏出一本“面黄肌瘦”的小册子——中间破了个圆圆的洞。有一页被折起一角,翻到那页,好望角的浪潮就从灰黄粗糙的纸页上拍打过来,我似乎闻到了海水咸腥的气味。
“这儿怎么破了一个洞啊?”
老人笑了笑,眼角的皱纹亲密地挤到一起,说:“鬼子枪子儿打的,还在我肚子上打了一个洞。”老人微笑着摸了摸小肚子,“新中国成立后我买了很多书,我想,只要把书念好了,迟早会被国家派到国外学习。可书没读多少,又是‘文革’什么的。干脆不念了,这辈子就没有念书的命。那年我托人说了个媳妇成了家。我想,这好望角啊,它就在这张书页里,世上压根儿就没有!”老人向远处望了一眼,“可后来我儿子非说,好望角就在非洲南端。”
“您儿子?”这时,一只白色水鸟从芦苇丛中飞来,落在了我们的小船上。老人伸手抚摸着它,呵呵地笑了起来:“是啊,我后来有了个儿子。不光我儿子说有,连这家伙也呱呱叫着,一个劲儿地说‘有’呢。”水鸟果真朝他吆喝了起来。老人从口袋里抓出一把米粒,丢在船板上。水鸟啄了一阵,在老人头顶飞旋了两圈,又飞回了芦苇丛,那里传来了很多鸟嬉戏的鸣叫声。
老人激动地说:“儿子很争气,考上了大学,后来恰好到非洲工作。那次他差点就把我接过去看好望角了。”老人的手微微颤动了一下,然后深深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呼了出来。
河上起了一阵风,吹得芦苇沙沙地响。老人轻轻地摇了摇头:“他在非洲让当地人给绑了。老婆子一听就晕了过去,她在床上躺了半年,我想尽各种办法骗她,可她就是想走了,谁也拦不住。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老人的讲述纯净如清澈的河水。
“老婆子一走,我就觉得院子太大了,就像穿了一条肥裤子一样,老是有那种松松垮垮的感觉。有时候又觉得院子太小了,压得我胸闷。那天我走到村外,在河边一直坐到傍晚。日头把整条河照得金灿灿的,我跳进河里,游了很远。回头一看,他娘的!河岸跟地图册上画的一模一样。这不就是好望角吗?我盼了一辈子好望角,竟在家门口找到它了。我哇哇地叫喊了起来,让鼻涕眼泪也痛快了一回……”老人哈哈笑了起来,笑声随着水波微微荡漾。
“现在我啥也不想了,我划划船、喂喂鸟,整天都能看到好望角,自在得很!”老人的眼神像天空一样明净而深远……
夕阳正红,映得老人满身古铜色。
(刘子卓摘自《中华活页文选》2008年第12期,彭本浩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