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手,在我有生以来的深刻记忆中,是对我施以惩罚的手。孩童挨大人骂、挨大人揍是难免的,但我却怎么也想不起任何挨母亲打的片段来,连最通常的打手心、打屁股都没有。虽如此,母亲的惩戒更甚于打,她有揪拧的独门绝招。我说绝招,是她揪拧同时进行——揪起而痛拧之。揪或拧,也许是中国母亲对男孩子惯用的惩戒法,慈母在望子成龙的心理压力驱使下,总会情急而出此招。
我的母亲也如天底下数十亿个母亲一样,对我是“爱之深,责之切”的。特别是小时候,国有难、民遭劫,背井离乡,使得母亲对孩子们律之更严、爱之益切、责之越苛。有一年,家中来了远客,母亲多备了几样菜,这对孩子们来说,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因贪嘴,较往常多盛了半碗饭,可是扒了两口,却说什么也吃不下了。隔着桌子,我瑟缩地看着母亲。她看上去平静而肃然,对我说:“吃完,不许剩下。”我摇头示意,母亲立刻变得失望懊恼,但仍只淡淡地说:“那就下去吧,把筷子和碗摆好。”在大人终席前,我不时偷望母亲,她的脸色一直不好,也不言笑。
到了夜里,客人辞去,母亲控制不了久压的情绪,一把拽我过去,没头没脸地按我在床上,反剪了两臂,上下全身揪拧,而且不住地说:“为什么明明吃不下了还盛?能吃饱多么不易,你知道街上还有要饭的孩子吗?”揪拧止后,我看见母亲别过头去,坐在床沿气结饮泣。从此以后,我的饭碗内再没有剩过饭。
当然,母亲的手,在我的感情上也有其熨帖细腻的一面。那时,一家大小六口的衣衫裤袜都由母亲来洗。一个大木盆,倒进一壶热水后,再放入大约三洗脸盆的冷水,一块洗衣板,一把皂角或一块重碱黄皂,衣衫便在她熟巧的十指下翻搓起来了。安顺当时尚无自来水,住家院中有井的自可汲取来用,无井的便需买水。当时街上有担两木桶水,水面覆以荷叶的卖水人。我们就属于要买水的异乡客。寒冻日子,母亲在檐下廊前洗衣,她总是涨红了脸,吃力而默默地一件件地洗。我常在有破洞的纸窗内窥望。每洗之前,母亲总将无名指上那枚结婚戒指小心取下,待把洗好的衣衫穿上竹竿挂妥在廊下时,她的手指已泡冻得红肿了。
同样是那双结满厚茧的手,在微弱昏黄的油灯下,毫不放松地督导着我们兄弟的课业。粗糙易破的草纸书,一本本、一页页,在她指间如日历般翻过去。在小学三年级那年,我终因功课太差而留级了。记得把成绩单交给母亲时,我没有勇气看她的脸,低下头看见她那只拿着“历史实录”的手,颤抖得比我自己的还厉害。可是,出乎意料地,那双手却轻轻覆压在我头上。我听见母亲平和地说:“没关系,明年多用点功就好了。”我记不得究竟站了多久,但我永远记得那双手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
冬夜,炉火渐尽,屋内更加寒冷,待我们上床入睡后,母亲坐在火旁,借着昏黄的灯光,开始为我们缝补衣袜。有时她用锥子锥穿厚厚的布鞋底,再将麻绳穿过针孔,一针一针地勒紧,那痛苦的承受,大概就是待新鞋做好穿在我们脚上时,所换得的欣快的透支吧!
去夏返台时,注意到母亲的手上添了更多斑纹,也有点颤抖,那枚结婚戒指竟显得稍许松大了。有一天上午,家中只剩下母亲和我,我去厨房沏了茶,倒一杯奉给她。当我把杯子放在她手中时,第一次看清了那双手,我却不敢轻易去触抚。霎时,那双手变得硕大无比,大得使我为三日后的离台远行找到了恒定的力量。
母亲的手,未经过任何化妆品的润饰。惟其如此,那才是一双至大完美的手。
(林默涵摘自《中学生阅读与作文》2009年1-2期,杜凤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