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与了中国入世谈判１３年”

胜利的曙光已经显现，中国今年年底入世已成定局，入世成了人人部关切的字眼。你可知道，中国第一个WTO专业博士曾自始至终参与了13年中国复关／入世的实质性谈判工作，并从1997年3月起任外贸部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副部长的秘书。
　　你可知道大家广为传诵的“入世”一词，正是他在1996年3月的日内瓦首创。
　　他就是37岁的刘光溪博士。
　　刘光溪博士对人世一词有着特殊的偏好。当年，在关贸总协定改为世界贸易组织后，他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称谓的缩写上颇费了一番脑筋，在“加贸”、“加世”、“入世”、“入贸”等多种提法的排列组合中，他最终选择了“入世”。
　　古人有云：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刘光溪的人生何尝不是如此……
　　
　　收藏地图的高中生
　　
　　1964年1月，刘光溪出生在山东沂蒙山区的五莲，谈及自己的名字，他以山东人惯有的爽朗说道：“人如其名，‘光’指我这个人心直口快、心态磊落、质朴乐观；‘溪’指我犹如沂蒙山中的小溪，穿行于山河之间，汇成小河，融入大海。”
　　回首走过的路，刘光溪博士用了莎翁名剧《仲夏夜之梦》中的一句对白：“几多误会、几多周折，可谓阴差阳错，一波三折，有情人终成眷属。”上学时，他正赶上“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时代，按当时的标准，家庭出身不甚理想的他升学无望，终日调皮捣蛋，玩耍成性，因成绩不佳，小学三年级主动蹲级一年，不想蹲级为他赢得了“地、富、反、坏、右”摘帽的时间。1978年，他以高分考入山东省的“状元中学”五莲一中重点班学习。
　　高中期间，刘光溪严重偏科，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里，一心想学好数理化的他偏偏在英语、地理和历史等人文学科上显示出天赋。物质生活的艰难、精神生活的匮乏反倒激起他的渴望。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走进学校图书馆，无意中发现一本60年代的中国地图，“北京、上海、济南、青岛和家乡……”原先概念模糊的地名在图上清晰显现，他的心中一下子亮堂起来，拿着小草棍和尺，他充满好奇地一次次地丈量：自己家离济南近，还是离青岛近?姥姥家有多远?父辈、祖辈的居住地那些模糊的东西在心中清晰了。
　　这以后，收藏和研究地图成了他的一大爱好，无论学习多忙，每到晚上，这个少年部会拿出心爱的地图来看看，仔细研究一番，渐渐地，研究范围从自己所在的那个小小的点，向外扩张，到西安、北京……；除了中国地图，他开始研究省区地图、城市地图、世界地图……；并从研究地理位置，走向研究社会位置，研究地图中的文化、经济、政治……
　　在宿舍幽暗的灯光下，一个少年在密密麻麻的地图上仔细研究，有时甚至是凿壁偷光研究，这当然对他的视力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他的眼睛近视了。—这项爱好还使他的地理成绩一跃成为6门课里最好的。
　　这样一个爱好甚至延续至今。研究地图得到了两个结果：他进一步了解了自己的位置，从地理位置到社会位置，体会一句老话：“知人则明，知己则智”；第二，在越看越娴熟之后，地图在他眼里不再是个平面，而是一个立体的完整的世界。他可随手画出中国地图，也可画出美国的各大州。对世界主要国家的地理情况了如指掌，使他有了更高更宽阔的视野，这在以后的岁月帮了他的大忙，对他后来研究地缘政治，区域经济合作和世界经济非常有帮助，更直接的帮助是：当他因为工作需要频频穿梭在亚洲。欧洲和美洲大陆，有时去的是很小的边缘城市，他从未有过茫茫然的感觉。不论是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即使在飞机上，即使在夜晚，即使在海上，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天然直觉能使他对方向了然于胸，从未“找不着北”。
　　偶然去新地方，刘光溪的第一个问题便是：这地方哪儿有卖地图?
　　刘博士说，人人都说上海的马路辨不清方向，可是刚到上海的第二天，他竟能开车上路了，大致的方向都知道，因为，在前一天他已经研究过地图了。
　　至今，他已经收集了一百多幅地图，其中最为他的同学津津乐道的是他在1979年仔细研究过的一张世界地图，当时这位年仅16岁的高中生在上面用红笔画了一道连线：五莲——济南——北京——华盛顿。20多年后，刘光溪博士坐在我面前，略带遗憾地说：“可惜，当时没有认识到世界名城日内瓦的重要性，惟独缺了一个日内瓦。这五个城市在我的人生轨迹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刘光溪的求学经历富有一些传奇色彩。从1980年7月高考只差0．5分一度落第，数学作为参考分只考了个18分，到后来在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领域学业有成，满腹经纶，在硕士，博士阶段勇做第一个吃螃蟹者，真叫人大跌眼镜。
　　刘光溪说，我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个人再聪明，不要有小聪明，而要有大智慧。学会不要小胜，首先须学会中胜，才能大胜。必须首先战胜自己，容纳百川，才能贵人多助。
　　1981年8月，刘光溪考入了山东师大外语学院，入校不久经过一番思考即下决心报考英美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这个拥有超前思维和前卫意识的年轻人在英美现代文学的海洋里如痴如醉地遨游了两年。
　　刘光溪非常喜欢他的专业——英语，他觉得很好玩，很合自己的口味。虽说他的普通话里含着山东口音，可是他的英语发音是一口纯正的美国英语，这是他长期大声朗读的结果。到现在，像十一届三中全会等文件的英文版，他还能流利地背诵其中的不少段落，如果不出意外，他应该能成为一个文艺评论家，一个善于哲学思维的政论家。
　　可是，一个偶然，在上海做远洋海员的亲戚无意中的一句话让他偏离了文学的轨道。亲戚说：“你也别光研究文学和文艺理论，既然学了半天英语，最好能学些business什么的。”business在英语中的原意是“实务”。暑假还未过完，刘光溪匆匆返回泉城，在山东师大的图书馆找个遍，只发现托马斯·孟的一本《英国人得白对外贸易的财富》，这是17世纪英国晚期重商主义学派的奠基之作，但是晦涩难懂，令这个初学者苦不堪言。后来，他又从山东经济学院借到一套《进出口实务》，刘光溪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居然用暑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将57万字的对外经贸大学校内用书一字不漏地抄了下来，从此打下了外贸实务的坚实基础。附带练就了一手好字。
　　那时，正值我国改革开放进行得如火如荼，外经贸大学已是中国最热门的大学。无数有志青年对其趋之若鹜。79、80级的师兄报考外经贸大学纷纷落马，周围人对刘光溪突然转向非常不解，有些老师、同学甚至讥笑他。19岁的刘光溪不为所动，全力准备国际贸易专业考试。在求学的路上，最令他难忘的有两件事，一是1983年年底，为了得到专家和名师指导，他向北京发了十几封信，没想到，时任外经贸部国际贸易研究所所长的舒自清先生亲笔回了一封长信，鼓励他，并给了他许多具体的指导，这封信，对他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取理想的大学起了无法估量的作用：第二件事是1984年暑假，他借了76元钱到北京“朝圣”，拜访了北大教授厉以宁，外经贸大学的名师教授，并偷偷听课，买书……
　　功夫不负苦心人，刘光溪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情景：我当时正在演美国的一幕名为《星外来客》的英文话剧，一听北京来信了，兴奋得连戏也不演了，一个人跑到校园的毛主席雕像前独享这份快乐：“刘光溪同学因初试成绩优异，免予复试，被外经贸大学研究生部录取。”后来，他才知道，他是山东第一个跨专业考上外经贸大学研究生的人。
　　他师从中国惟一的WTO专业方向博士生导师薛荣久，恩师在他身上倾注下大量的心血。1988年研究生毕业，刘光溪有幸成为中国大陆培养的第一批被纽约教育委员会承认的MBA。
　　
　　与谈判结缘
　　
　　毕业分配时，他的初衷是去专业外贸总公司，这在当时是最热门的工作。可是，恩师薛教授坚持让他要么留校任教，要么到外经贸部从事宏观经济研究。结果，刘光溪到了外经贸部国际司从事当时并不起眼的复关谈判工作。
　　他马上进入了新的角色。没想到，这一谈，便是13年。刘光溪说：13年的谈判经历给了我丰盛的人生，虽然物质上并不富有，但是精神上的充实是无与伦比的。
　　从1988年毕业到1991年8月，刘光溪全面参加了复关谈判第一阶段有关我国经贸体制的答疑工作，成为代表团的业务骨干。
　　1991年，复关谈判陷入低潮，根据前方工作需要，时任中国驻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的王天明点名要他去美国工作，于是，本来要去日内瓦工作的他临时改派赴美工作，在更广阔的天地里结识新的朋友。
　　刘光溪到中国驻美使馆经商处工作，具体负责美对华投资和中美关贸总协定关系的协调工作。
　　在美国工作拓宽了他的眼界，工作再忙，刘光溪也没忘记科研。他没有忘记部里老领导的殷切希望：“中国要自己培养高级多边经济外交人才。”他写了几十篇文章，发表在《经济导报》、《国际内参》，《中美贸易专刊》等刊物上。
　　1993年11月，就在美国西雅图APEC(亚太经合组织)第五次贸易部长会议期间，他从来信得知，恩师薛荣久将在1994年招收第一批WTO专业博士。他又一次激动起来，他向当时的外经贸部部长助理龙永图汇报想读WTO博士，龙欣然表示同意，然后向当时正在西雅图参加部长会议的吴仪部长谈及此事，吴仪说：人家要下海，你要读博，当然应该支持。
　　1994年5月，外经贸大学开设全国独家的“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专业博士点，著名WTO专家、博导薛荣久教授点名要刘光溪做他的开山弟子。
　　这样一个业务骨干，脱产几年真有些可惜！读WTO博士为何不能在职读呢?为何不能在日内瓦读呢?在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刘光溪的调动一路绿灯，很快，他从“最大的双边贸易关系”——美国，调到“最大的多边贸易关系”——“经济联合国”总部所在地日内瓦，由薛教授采用函授的方式在职攻读“世界贸易组织与区域经济合作”专业方向。
　　
　　莱蒙湖边酿出“溪氏大作”
　　
　　一边谈判，一边钻研学问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外经贸领域，同事们称刘光溪为“水陆两栖动物”，从1988年以来，他始终战斗在复关入世的第一线，与美国人上下周旋，觥筹交错，纵横捭阖，打过无数次交道，饱尝了八世谈判中的种种滋味。
　　30岁出头的刘光溪曾深有感触地说：朱总理说中国入世谈了13年，首席代表的黑头发都谈成白头发了!你再瞧瞧我，年龄不大，头发没剩几根了，虽不敢说是因谈判谈没了，但与13年来一直从事这项清苦而备受社会各方压力的工作不能说没有一些关系。
　　说起刘光溪的头发，还有一段故事。
　　1995年7月，莱蒙湖畔群山连绵。中国复关人世首席代表龙永图在紧张的谈判间隙，惟一的放松项目就是爬山。别看龙永图在谈判桌上思维敏捷、巧舌如簧、口若悬河，其实平日里他是个内向的人，爱思考，不爱说话。这不，他一边爬山，一边还在静静思考与美欧日等主要成员如何进行非正式磋商。
　　爬着爬着，眼看一同爬山、头发日渐稀疏的刘光溪，龙永图不禁口占一联：
　　一座山、两座山，座座美景
　　一根发、两根发，根根文章
　　横批：溪氏大作
　　龙永图的对联显然有着深意。他是用爬山来比喻治学爬格子的艰辛和乐趣。刘光溪回忆：当时，谈判又一次陷入低潮，我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借助关贸总协定的丰厚材料，正在写作博士论文，写到第七章时出现了畏难厌战情绪，想急于煞尾。龙部长为了鼓励我，特意作了这副对联，虽有些戏笑成分，但联中更多的是鼓励之意。仿佛在说：你小子可不能偷懒，必须善始善终，形成自己有独到见解，能自成体系的学术观点。
　　在许多前辈、领导的热情鼓励下，刘光溪以目不窥同的惊人毅力从事博士论文的研究和写作，每天工作到凌晨2点，从1995年5月动笔，到同年11月底完稿，刘光溪没有理过头发——他的头发竟然不长了！
　　1995年11月25日晨3时，在大作完成的那个时刻，刘光溪和夫人按捺不住激动的心，兴奋地开着车来到法瑞交界的莱蒙湖边，他想让美丽的莱蒙湖见证：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位WTO博士即将诞生的狂喜。
　　43万字的博士论文《互补性竞争论：区域集团与多边贸易体制》加上7万字的英文摘要，重达6公斤。共用去33根圆珠笔芯。在这部大作里，刘光溪指出：区域集团与多边贸易体制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动态过程中，是互补性竞争关系，两者之间的互补和竞争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共同促进发展，最终“趋向融合”，较早提出了“双赢”的经济合作与调和理念，从实践和理论上批驳了国际官商学各界流行的陈见——区域集团与多边贸易体制互不相容的“彼消此长”论。此论一出就在1996年3月联合国贸发组织的研讨会上得到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代表的广泛支持。
　　刘光溪心中有个梦想：“促使我写这本书，是因为在多年的复关谈判中，我们与对手的斗争不单单是经济贸易的斗争，而是西方阵营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价值体系之间的整体较量。为什么我们只能共存不能融洽共处?我希望以经济往来为纽带，加强文化价值观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提高经济依存度，达到各国和平共处，最终实现人类社会的天下大同！”视WTO为第一“情人”
　　
　　从小，刘光溪酷爱长跑，是中学和大学5000米，10000米比赛的佼佼者，没想到，在人生的跑道上，屈指算来，视WTO为第一“情人”的刘光溪也已进行了15年的感情马拉松。记得，历时最长的谈判是1994年11月—12月在日内瓦开的中国工作组会议，持续20多天，夜以继日，最紧张的时候甚至没有休息。这对官员和学者气质兼具的刘光溪博士属于小菜一碟，因为他极具拼命精神，复关之初，曾将关贸总协定的38个英文条款强行复述下来，积极参与入世谈判工作之余，他写下了200多万字的科研文章。
　　一度，最惠国待遇之争是中美经贸斗争的焦点，美国动辄以取消最惠国待遇相威胁，无理干涉中国内政。刘光溪献策：“要想打赢最惠国待遇之战，就不要参与美国国内对于最惠国待遇的争论，搞全民最惠国待遇大讨论，对此事进行冷处理：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嚷嚷得虽欢，可是谁也不敢打破两党1972年共识的政治风险——一旦最惠国待遇取消，连最基本的经贸关系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中美关系?”此策虽不能说产生了立竿见影的直接效果，但克林顿总统于1994年5月宣布将审议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脱钩，至此一年一度的美国国会审议中国最惠国待遇波澜不惊了。
　　1993年，在为江主席成功参加APEC西雅图首届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所准备的诸份材料中，两份最具参考价值的调研报告——“美国为何关注APEC”、“美提出亚太共同体的战略构想”也出自刘光溪之手。
　　1997年3月，刘光溪被任命为外经贸部中国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的特别助手。在谈判最频繁的时节，一年平均去日内瓦5次，去华盛顿3次，去布鲁塞尔2次，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从未超过5天。马不停蹄，穿梭飞行是常事，龙永图和刘光溪渐渐形成一个习惯：出国时，都只带一个小包，轻装简行，连机场工作人员都很奇怪——就这么出国了?!原来他们两人将西服、衬衫，皮鞋和日常洗漱用品分成两份，一份存在日内瓦，一份搁在美国，托当地的同志照看，省得拿来拿去。
　　因为这工作，刘光溪已经走遍了美欧两大陆，在机上的闲暇时刻，刘光溪常想：原来世界之大不过这样，飞来飞去，小小寰球，地球在他眼中，真是成了一个“地球村”，又成为中学时代那张虽小却总也研究不完的地图。
　　
　　转战中国入世新战场：上海
　　
　　1999年11月15日，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终于来临，中美就中国入世问题达成双边协议。在刘光溪看来：从这一天起，中国已经入世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可以说完成了。他希望实现自己的重大“战略转移”，用自己的谈判经验和所学，用他充沛的精力和好的口才，以人世为契机，做WTO在中国的启蒙工作，普及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知识——这是入世最迫切的任务。
　　2000年10月，他被任命为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商务参赞，后来，因为工作需要并应眼光前卫的上海市政府邀请，2000年12月，调任上海WTO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副院长，主持WTO，入世与中国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合作领域的战略咨询与研究工作。
　　有中国年轻的WTO教父之称的刘光溪始终认为：入世就是加入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早入比晚入利远大于弊。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面对一个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通行的国际惯例与规范为“游戏规则”的世界，不首先入世，何言练就一身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主流的本领?何言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纵横捭阖？雄踞一方?简言之，不“入世”，就不入时，不入流、不入门、不入道！
　　可以预见，在入世前后的漫漫征程中，刘光溪这位WTO长跑高手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张民丰摘自《新民周刊》2001年第30期)
（作者：顾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