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瓦那之夏：一个中国女孩的梦

苏豫：自幼经历坎坷，1 995年开始在北京打工，后成为独立纪录电影制片人，2000年7月，她荣获哈瓦那国际电影节紫荆花奖。
　　
　　从陕西到北京
　　
　　我从来都没见过生身父母。我听祖母说，爸爸花几千块钱从山西娶回来一个女人，生下了我。但没多久这个女人就跑掉了，爸爸到处一边打工，一边寻找，终于病死在异乡。我从来都不愿意多问，我只知道爸爸和妈妈都足赤贫的人，他们的故事苍白、悲苦。
　　我感激小脚的祖母。她虽然不识字，却深明大义，竭力使我有读书的机会，她依靠捡柴竟然使我读完了小学。我要读中学的时候，她已经不久于人世。在临终前，她坚持拄着拐杖步行十几里地，到镇上的中学，为我争取了不交学费读完中学的权利—二然而，她去世不久，我读初二的时候还是辍学了。因为我虽然不交学费，却没得饭吃。
　　那是1990午的夏天，我15岁，祖母去世，我跪倒在祖母遗像前，暗暗发誓，不能一身光鲜，一路风光，我永远不踏上这块土地。
　　我在全国漂泊，身上披着一丝褴褛，脸上涂着煤灰。我早已丧失了女孩的性别概念，只求一身饱暖而巳，但梦想却一直在心里深深潜伏，难以磨灭。1993午，我在北京火车站被当作盲流收容，我在收容所里有吃有住，简直不愿意出去。后来北京铁路公安处的一个姓柳的女警官发现我原来是个女孩，大吃了一惊。她也是陕西人，算个老乡，就把我带回家，让我暂时在她家里住了下来，于是我在收容所里的幸福生活就此结束。
　　在柳阿姨家里住了两天，帮她做做饭，收拾一下家务。这期间我拼命地学习，如饥似渴地把柳阿姨书架上的书全都仔细看了个够，最喜欢的还是《犯罪心理学》、《侦查心理学》这类书。柳阿姨很喜欢我的求学上进，她为我买来自学考试的书籍，希望我能依靠自己的能力获得一个文凭，我报考了心理学。
　　1995年7月，我拿到了大专毕业证。在毕业前夕，我离开了柳阿姨家。临走的时候，柳阿姨问我能自己找到工作吗?我说能。她奇怪地问我为什么那么有把握，我说我一天跑20家公司，一个月里可以跑600家公司，至少能有一家公司乐意录用我。柳阿姨笑了，她说我的求职理论很独特，是打一场求职的人民战争。
　　事实上我没有这么费劲，一家食品国际集团很快就通知我上班。
　　下面的一年我是在琐碎的事务性工作里边打发的。我感到在这里将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因为来公司一年，我竟然从来没见过老总，这个公司规模如此庞大，而人事又是如此复杂。我只能在最底层苦熬岁月。1996年10月，在我暗暗下决心要离开这家似乎永远不可能给我提供更多机会的公司的时候，机会却突然来临。
　　
　　灰姑娘的神话
　　
　　我拿到第一个月薪水的时候，给柳阿姨买了一件羊毛衫，还给我原来读书的中学寄了300块钱，希望校长能用这笔钱资助类似我当年情况的赤贫学生。以后每个月我都坚持这样做，慢慢地扩大到三个学校的二十几个学生，每个月我都能收到这些孩子的来信，给我极大的快乐，我想祖母在九泉之下也会高兴的。为了节约开支，我基本上不买化妆品和新潮时装。
　　国庆节晚—上，公司举办了一场员工party，要求穿晚礼服出场。我找到一个在商场做售货员的朋友，求她把样品借我穿一下，我估计party将在晚9点结束，而她是晚10点半下班，我可以在她下班之前将衣服送回去。她还热心地帮我化了妆，穿上这套标价6000元的礼服，我简直不敢相信镜子里的人就是自己。当我缓缓走进舞场的时候，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我身上，使我恍惚觉得这场party就是为我而开。
　　好多人邀请我跳舞，到了9点，我有点着急了，准备跳完这支曲子就走，还得把衣服还回去呢。这时候有个穿着休闲西装的年轻人走上来邀我，整个舞场里的男士几乎都穿着豪华而死板的燕尾服，他的休闲装就显得非常洒脱而令人注目。我不好拒绝，只好随他走进了舞池。跳了一会儿；我着急地说：“对不起，我要走了。”他疑惑地问：“大家都玩得正愉快，干吗这么着急?”我难为情地低头不语，他注意到我衣服领子上的标签，用手摸了摸，我更难堪了，干脆直截了当地说：“这件礼服是我借的一家商厦的样品，马上要给人家送回去。”他却没有惊讶，反而微笑着说：“哦，公司的薪水，难道竟然不足以你买一件晚礼服?——我跟这家商厦的人比较熟，这件礼服你可以明天再还。”
　　我心神不定地跟着他跳了一支又一支舞曲，直到晚上11点多晚会才结束。他彬彬有礼地给我打了辆出租车，目送着我远去，直到最后，我都不知道他在公司里是干什么的。
　　第二天一早，我惴惴不安地去那个商厦还衣服，没想到我那个朋友竟然说有人为我买了单，这件衣服现在是我的了。但到底是谁，对方没有留下名字，我疑惑不解地回到公司，我们主任神秘兮兮地告诉我，公司人事部传下来文件，让我到公关部报到，新职务是公关部副经理。作为中层干部，我要到总裁面前接受任命。
　　一连串的变故让我如堕梦中。我怯怯地推开总裁办公室那古铜色的沉重大门，脚下软绵绵的波斯地毯让我忍不住屏住了呼吸。办公室中央一个檀木老板台后面端坐着一个穿着休闲西装的人，嘴角含笑，眼神炯炯，原来正是我昨天晚上遇见的那个青年人！
　　他跟我握握手，说：“对不起，昨天晚上还没来得及自我介绍，我姓江，江明。”
　　这个名字我一年来每天都可以从公司文件里看到，是我们公司的总裁，我不禁呆在那里，作声不得。
　　“从你到本公司来的第一个月，我几乎每个月都会收到陕北几个县教育局的感谢信，”江明从抽屉里拿出一大摞信函，铺在桌面上，继续说，“我观察了你一整年，认为你是个可造之才。你的爱心令我非常感动，不过我想知道，你觉得这样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我沉默了一下说：“我尽力而为而已。”
　　江明问：“你知道，在大海退潮的时候，无数条鱼儿被搁浅在海滩上，穷尽自己的力量，又能将几条小鱼送回大海呢?又有几条小鱼在乎你的努力呢?”
　　我心里一阵酸楚，脱口而出：“他们都在乎，因为……因为我曾经就是一条不被在乎的小鱼儿。”
　　江明凝视了我一会儿，点点头：“好吧。现在公关部经理空缺，你虽然是副经理，却是一把手，希望你近期拿出一个策划报告来，让董事会能够认可我的选择，相信你能做到。”
　　
　　你能欺人，不能自欺，纵能自欺，天不可欺
　　
　　我熬了三个通宵，做出来的策划无懈可击，董事会一致通过，并且建议由我担任公关部经理，但这却遭到了江明的反对。他认为我资格尚浅，当然他的意见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我感到困惑，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赏识我的才干?几天后，他直接兼任了公关部的经理，成了我的顶头上司。这样就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是我的工作便利了，因为以前我还要向分管副总裁汇报工作，现在我的意见可以直接到达江明那里。第二是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多了，因为他把我的桌子搬进了总裁办公室。
　　江明出生在上海，高中就被父母送到新加坡去读书，后来去美国；在俄勒冈食品学院读研究生，毕业后在这家跨国食品公司美国总部任职，并拿了绿卡，当他被委任为中国地区总裁时，才27岁。我注意到他的指甲，工整光洁，肯定是用刷子仔细刷过的，他的气质、着装、言谈举止，显然都是从高档写字楼里培养出来的。
　　他城府很深，极少表露心境。你从他的表情里很难看出他到底在想什么。但我渐渐地感觉到，我们之间已经有了一种无言的默契。他到国外出差的时候，总是忘不了给我带回各种名牌时装、香水，从来都说：“作为一个公关经理，代表本公司的形象，这些东西都是公司应该为你添置的。”事实上我知道，这些他都没有拿到财务去报销，全部自己买单。一次，公司的一家竞争对手抓住我们的质量瑕疵大做文章，我因为疏忽没有及时处理，消息传到了美国联邦食品与药品管理局，酿成了一起严重的公关危机。总部震怒，追究下来，江明以公关部经理的身份承担了责任。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他兼任公关部经理的苦心：在以前所有的公关工作的成绩他都记在我头上，而出了问题他却一手承担。
　　第二年春天，我出差去香港，为他带来一条领带，这是我第一次给他送礼物。他有点惊讶，我说：“作为总裁，更代表着本公司的形象，这些东西是本公关部应该为你添置的。”他不禁莞尔，连连点头。
　　我已经想不出有什么理由阻止爱情慢慢的滋生。我们从来没有温声细语的表白，没有浪漫的烛光晚餐，没有扣人心弦的情人节……我们的爱情就像是春天的青草，看不见高度，而每天都在激动地生长。还没等我仔细观察爱情的枝叶，它已经结出了通红硕大的果实。1998年春节，他带我去上海老家过年，虽然是礼节性拜访，事实上是向他的父母表示我们的关系，一切都在顺理成章地进行。我猜想他应该就在这段时间求婚了，我等待着，我保证，我会答应他的，因为在他每次入侵我的梦境的时候，我的灵魂早已与他融为一体。
　　就在这个时候出了问题。1998年8月，公司向陕北贫困地区十几个小学捐赠了几百箱方便面。这本来是一起非常普通的公关活动，但公司在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时候宣称这次行动叫“千家绿色学校，百万绿色食品”，意思是向一千所学校捐赠了价值一百万元的食品，电视上还出现了几个小孩说“我爱吃x x x方便面”的镜头和老师们感激不尽的场面。我看了报道后又是吃惊又是寒心，赶紧去找江明说：“公司捐助的食品一共不过三千块钱，现在却成了一百万，太过分了。”江明说你太敏感了，还说：“你是不是因为自己有过痛苦的童年经历，就永远难以释怀?”我生气地说：“是，我不愿意那些被搁浅的可怜的小鱼儿还被人利用!”江明说：“不管怎样，我们是捐赠了，总比一点不给好，这难道不是有利于国家的儿童事业吗?”我转身就走。
　　过了几天，专门来采访“百万绿色食品”行动计划的记者们来了。在情绪激动下，我愤然将事实真相说了出来，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我的良心。下午，江明气急败坏地把我叫了去，严厉地说：“我现在不给你讲其他，马上到财务支10万块钱，把今天到场的所有记者都找到，无论如何也要把报道压下来，已经印出来的报纸，全部买下来销毁重印。”
　　我以沉默的方式表示我的抗议和拒绝，他缓和了一下口气说：“你别以为自己是谁，我们都是这个社会的一枚棋子，都得按规矩走步，否则就得出局。你是，我也是！”
　　我反问他：“难道我也是你的一枚棋子?”
　　他愤怒地喊起来：“我是商人，不是慈善家，我的标准是有投资就得有利润。”
　　我心里像被大锤狠狠地打击了几下，浑身发冷，流着泪说：“你可以找别人去掩盖真相，但我告诉你，你能欺人，不能自欺，就算能自欺，你不能欺天！”
　　第二天一早，报道和谴责如潮水般涌来，广告管理部门就此事也展开了调查。很快江明奉召回美国去了，有其他人接任他的位置。我听说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已经去机场了，我发疯一样地打车直奔机场，冲进候机楼，只见他手里提着一只皮箱，孤零零地走进了登机口，我大声喊了一下，他回过头来，我们隔着厚厚的密封玻璃，听不见彼此说话。他把手放在玻璃上，我也放上，我多想再感受一下他的温暖啊，可是手里都是冰凉，这时候登机的时间到了，他凝视了我一眼，转身，离开，背影渐渐消失。
　　
　　满目荒原枯花，都是让我伤心的风景
　　
　　我当然是不能在公司继续呆下去了。我曾经把一切都交给了江明，我以为他就是我的巢穴，是我永远的归宿，但是他突然像鸟儿一样飞走了。而我，还是像一条搁浅的小鱼儿，在阳光暴晒下苦苦等待着一只温暖的手把我送回大海。
　　北京让我感到孤独，孤独让我感到畏惧。1998年9月，我回到了陕北，只带了一架小型摄像机和一台放映机，这是当初江明送给我的。我准备用这只独特的电子眼睛，忠实地记录下陕北贫困地区的教育现状，让全国了解西北，让世界了解中国。让更多的人都来关注贫困地区的孩子们，这是我毕生的心愿。
　　从此，我的足迹踏遍了榆林、靖边、神木、吴旗以及宁夏的固原。海原、西吉等等穷困山区。一边走乡串户放映电影，一边收集素材，准备镜头脚本。随身我还带了几本厚厚的电影经典名著，边拍摄边学习。在这些地区，很多人都是这辈子第一次看电影。每当我来的时候，他们像是过盛大的节日一样，走很远的山路去迎接我，给我借米借面做一顿可口的饭菜。我离开的时候，他们总是把我送出很远很远。我的名字在父老乡亲中传诵成了一个英雄，我觉得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享受着如此巨大的幸福。
　　1999年冬天，我在宁夏固原一个，回族朋友家里落脚。清晨，大雪纷飞，孩子们都赤着脚在院子里玩耍，我说：“这么冷的天，怎么也不穿双袜子?”孩子的妈妈说：“反正习惯了，也没钱买袜子，”我心里难受极了，冲那些孩子招手说：“我给你们放电影，别在外边玩了。”我用墙壁做银幕，放了个非常陈旧的动画片。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看见那个脚上都是黄泥，还带着冰碴儿的孩子，偎依在妈妈怀里，看得这么聚精会神，完全沉浸在于他这一生第一次见到的这么神奇的画面里了。这个温暖的情景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想我要拍摄的这个纪录片，名字就叫《妈妈怀里的电影院》。
　　我在大西北的粗砺风景中沉浸了一年半之久。在这个过程里，许许多多的事情，许许多多的人震撼着我，使我感到激动，感到光荣，感到充实，有时又感到羞愧。他们是穷人，可是他们善良友爱、聪明灵巧而且慷慨大方；远胜大都市里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父母往往勒紧腰带，将自己的生活降低到最低的能勉强维持生存的地步，甚至十几年不买一条裤子，也要让孩子走进学校大门。而很多孩子，每天吃的仅仅是煮熟的土豆，再放点盐巴，却都刻苦地学习。这个过程，是我灵魂脱壳清洗的过程，我越发感到自己选择了一项多么有意义的事业，多么值得我终生努力的事业。我的身材也随着岁月的磨砺而健壮充沛，充满勇气和自信。
　　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我的梦中常常出现江明的身影。他不仅没有离我远去，反而在梦中更加频繁地出现。
　　2000年3月初，我完成了3000米的录像带，带回西安，准备后期制作，把录像磁带进行剪辑然后转化成电影胶片。这是一项非常耗费资金的工作，而我却早已在一年多的奔波中一文不名。我无法向别人说明我的作品，因为我手里只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录像带和字迹凌乱的构想草稿。我在西安顿时陷入了困境。租住在西北大学附近的一间廉价的小房子里，每天背着一大包录像带出去奔波。早晨心怀希望，中午感到灰心，晚上失望而归。天气严寒，屋子里冷得像冰窖，心里冷得更加难以忍受。
　　
　　不如你先嫁给我，然后我们一起嫁给山区的孩子们
　　
　　为了我的梦想，为了把我的作品做出来，我已经顾不得后半生的生活，冒着一团风险从一切途径告贷举债。3月底，我来到北京，寻找以前的朋友们借钱，找到了原来在那个商厦做售货员的那个朋友，她一看见我眼圈就红了，抱着我说：“大家知道你到大西北去了，以为你在那里被狗熊给吃了，哭了好几场了。”我给她讲了我这两年的经历。她说：“我们都知道了。你来得正好，有个公司从去年就找你想跟你合作拍片，那个经理上个月到西安找你去了，我赶紧联系让他回来，你们谈谈。”
　　我草草吃了点东西，倒头就睡。晚上十点多的时候，我那位朋友把我推醒了，她说：“我们去机场，那个经理听说你到了北京，已经飞回来了，我们去接一下。”我惺惺忪忪地上了出租车，到了首都机场还没完全清醒过来，正在候机楼里打盹呢，我那位朋友推了推我，说：“你看。”
　　我睁开眼睛，似乎身处梦境，眼前站着一个人，穿着白色休闲西装，眼神炯炯，嘴角含笑，不是江明是谁。
　　我这才知道，他回美国之后，对总部夸大事实虚张声势的做法很反感，并且跟董事会发生了严重的争吵。后来不久他就卖掉了自己的股份，回北京创办了另一家食品企业。他到处找我，找到陕西的时候，我已经去了宁夏，他跟去宁夏，我又去了内蒙古，总之都没有碰到。后来他听说我的片子做完了，正在西安到处找人，又赶紧到西安去找我。因为不知道我在哪儿住，一直打听不到我的消息，没想到我又来了北京。
　　当天晚上，我躺在他怀里，向他倾诉两年的刻骨思念和孤单旅行的苦楚，热泪湿透了衬衣。似乎要把两年来的委屈一古脑儿地倾吐出来。他感慨地说：“没想到你这么一个弱女子，竟然能完成这样巨大的劳动并获得如此巨大的成果，真令我难以想像。我整整找了你两年，两年里你跑过的地方我基本上也都跑遍了，从我所见所闻，我认为你是对的，我也真正地理解了大西北的生活和精神。”
　　在江明的支持下，资金终于完全到位，我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影片的剪辑中。江明陪我来到西安胶片洗印技术研究所，专门为我租用了一间暗房，聘请了四名洗印剪辑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地赶进度，因为四年一度的哈瓦那国际纪录电影节将在2000年7月底开幕，我要争取届时拿出来争夺紫荆花大奖，这是纪录片的权威奖项。
　　我日夜呆在暗房里，凝视着一个个镜头被剪接起来，成了我熟悉的一个个关于大西北的感人场景，这些场景又渐渐连绵成一个个真切的动人的故事，我心潮起伏，难以平静。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战，5月5日凌晨，第一个147分钟的拷贝完成了。我把它抱在怀里，抚摩着光滑的胶片，在上面贴上一个手写的标签：《妈妈怀里的电影院》，忍不住热泪盈眶。旁边站着的江明与我一起分享了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靠在他胸前，默默地说：“我想证明，我们并不是棋子，只要有自己的双脚，就有自己的道路，只要有自己的梦想，就有自己的辉煌。”
　　2000年6月20日，我怀里紧紧地抱着那个拷贝，从北京坐飞机转道香港赶赴哈瓦那参展。我坚持不让江明陪同，不愿意自己像个小孩似的。7月12日那天晚上，我的片子展现在二十多位国际知名的电影评论家评委面前。随着放映机缓慢地发出沙沙的声响，整个放映厅里一片寂静。虽然我的片子没有英文配音，只是凭借那震撼心灵的画面，已经使这些评委们出神了。因为那是关于一个伟大国度的辽阔背景，在暴戾的阳光下寸草不生的荒凉土地，那里却生活着无数顽强的人民，他们的孩子赤着脚走在山路上，步行十几里地到几间黑洞洞的屋子里读书……
　　我在宾馆的有线电视上看到评审的结果出来了，六部片子榜上有名，我的作品排在第二位。我走进洗手间，把水龙头放得大大的，整个房间里都是哗哗的流水声，然后我尽情地让热泪流了个够。
　　颁奖那天江明来参加我的颁奖典礼，他还是第一次穿上了正式的燕尾服，打着领结，神情严肃地在贵宾席上端坐。典礼结束之后，回到宾馆，他揽住我的腰，凝视着我的眼睛，深情地说：“得妻如此，夫复何求?”
　　我瞥了他一眼说：“好像我已经答应嫁给你了？”
　　他疑惑地问：“那么……你准备嫁给谁?”
　　我笑着说：“我已经把自己嫁给山区的那些孩子们了。”
　　他释然地笑了，想了想说：“不着急，你可以先嫁给我，然后我们一起嫁给山区的那些孩子们，岂不更好?”
　　8月底，我们在上海举行了婚礼，他又去忙自己的公司，为我的工作提供强大资金后援支持。我则抱着摄像机，把我的目光和镜头又投向了更辽阔的土地，那里都是我热爱的祖国的土地，都是值得我终身描述的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故事。
　　(蓝印摘自《时代姐妹》2001年第1期)
（作者：邢　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