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营的幸存者

　　那天傍晚7点多，我驾车离开奥斯维辛，途经小镇郊外的一座教堂。走进院落，便能看到后院大草坪上的墓园。即使尘世再残酷，世间仍有这样沉静的一角，可以打通生死之间的界限，彼此可以对话。

　　普里莫·莱维的书桌，也如这般沉静的一角，能够在奥斯维辛的残酷与生死中腾挪出对话的空间。这位化学专业出身的意大利作家为死者代言，以最为冷静的笔调向生者讲述集中营里发生的一切——没有宣泄，没有控诉，只有冷静的叙述与剖析。

　　1987年4月11日，莱维坠楼自杀。这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174517号囚犯，在离开集中营42年后离开了这个世界。另一位奥斯维辛幸存者，同时也是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作家埃利·威塞尔说：“早在42年前的奥斯维辛时代，莱维已死。”

　　莱维于1919年在意大利都灵出生，在都灵大学拿到化学博士学位。1943年底，他因参加游击队而被捕。审讯者告诉他：如果他是游击队队员，会被立即处决;如果他是犹太人，会被送到集中营。莱维选择坦白他的犹太人身份，结果被送入摩德纳附近的集中营。

　　这个选择无可厚非，因为犹太人在意大利的境遇远好于在德国。墨索里尼虽与希特勒合作，但在屠犹问题上并不积极，甚至还给予犹太人政治避难的权利，集中营的管制也相对宽松。但到了1944年2月，德国党卫军接管集中营，包括莱维在内的650人被押往奥斯维辛。一到那儿，就有500多名老弱犹太人直接被送入毒气室。11个月后，奥斯维辛解放，莱维成为那650人中仅余的3名幸存者之一。

　　关于集中营的写作，最常见的词当属“见证”。不过，莱维的写作并不仅限于此。在出版过几部著作后，他不再将“见证”作为写作的最高目的。历史当然需要记录，罪行当然需要清算，但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探究人类历史上为何会出现集中营。这是政治问题，是道德问题，更是人性问题。

　　莱维曾将奥斯维辛幸存者分为两种：一种拒绝回忆、不愿谈起，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另一种则将牢记过去视为责任，不希望世界遗忘这段历史，“因为他们明白他们的经历并非毫无意义，集中营不是一种偶然，不是一种不可预见的历史巧合”，但他们仅是少数。

　　党卫军险些就成功了，时间几乎抹杀了一切。在莱维的最后一部著作《被淹没和被拯救的》出版时，正是1984年——一个因《1984》而充满隐喻的年份。此时，人们甚至质疑奥斯维辛是否存在，纳粹又是否真的灭绝人性。

　　残酷的暴行居然成了传说，甚至是捏造。莱维写道：“我们的记忆并非镌刻在石头上，随着时间流逝，它们不但会渐渐消失，还会经常改变，与不相干的记忆纠缠成一团乱麻……这无疑是大自然力量的一种，同样的力量让整洁变得凌乱，年轻化作垂暮，生命走向死亡。”

　　这种情况并非仅发生于集中营，莱维写道，他们“用三种武器来伪造记忆和否定现实：重复宣传，对多元化信息树立壁垒，恐怖主义。在极权衰弱或灭亡之后，受害者倾向于阻滞受伤的记忆，以免重新激起伤痛。而施暴者则把记忆隐藏在内心深处，不去回憶，以减轻罪恶感”。

　　莱维拒绝情绪化的宣泄、愤怒的控诉，而是以极度的理性和冷静讲述所见所闻：“我的讲述越客观、越冷静、越清醒，就会越可信、越有用。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一个见证者才能在司法程序中履行他的职责，从而为公正的判决打下基础，而法官正是我的读者。”

　　谈及在奥斯维辛地狱般的经历，莱维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是“尊严”。在《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中，莱维写道，当自己被押往奥斯维辛时，闷罐车按运送路程的长短被塞进不同数量的人。长途车厢内会塞进50人，人们可以勉强躺下;短途车厢则会塞进上百人，男女老幼只能轮流蹲下休息。在整个运输过程中，没有食物，没有水，但比饥渴和寒冷更可怕的是，车厢里并没有提供便溺的地方和工具。在莱维看来，集中营的暴行从这一押解过程中便已开始，一个文明世界的人被迫堕落为原始动物，却无力改变。纳粹在集中营的统治结构，一切从剥夺尊严开始。

　　进入集中营之后，男女囚犯都要将头发剃光，赤裸身体接受检查。他们不再有名字，只有编号。编号不在衣服上，而是直接烙在手臂上。人不再是人，只是带着编号的牲畜。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怀着对生存的极度渴望，妥协成为许多人的选择。正如莱维所写：“压迫越残酷，被压迫者就会表现出越广泛的合作意愿，其中有着微妙的动机：恐惧，意识形态的诱惑，对胜利者的奴态模仿，渴望任何权力，懦弱，对利益的算计。权力往往不是按功绩和能力来分配，而是分配给那些愿意为他们的主子歌功颂德的人。在被压迫者中，一些人也在寻求权力，他们已被压迫者所污染，并不自觉地分立出来向压迫者看齐。压迫者是有罪的，不仅因为他们所犯下的罪行，也因为他们扭曲了受害者的灵魂。”

　　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往往饱受罪恶与愧疚的折磨。在那个不分善恶的集中营里，甚至连活下来都是一种罪，更不要说为了活下来而违心自保的种种手段了。在《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中，莱维写道：“那些在集中营里‘被拯救的人’不是我们中间最好的人。相反，他们是‘最糟糕的’：利己主义者、崇尚暴力者、麻木迟钝者、通敌合作者……最好的人都死去了。”

　　党卫军在集中营内部设立了由犹太囚徒组成的特遣队，他们负责维持同胞进入毒气室时的秩序。他们唯一的“报酬”是可以在几个月内吃饱。党卫军为了掩盖真相，每隔数月便会杀掉一批特遣队员——他们的一切努力和沉沦，仅仅是为了延缓自己的死亡。

　　这是一套极权式的精密统治逻辑，党卫军用囚犯来管理囚犯，省时省力，还可以就此营造“犹太人低贱冷漠”的假象。囚犯们选择成为帮凶，折磨甚至残杀自己的同胞，这也变成了“投名状”，无法再回头。

　　但莱维明确提出，尽管对犹太囚徒的剖析非常冷酷，但这一“灰色地带”理论，绝非为纳粹开脱罪名。在莱维的书中，他将党卫军和特遣队分得极为清楚，绝不混为一谈。

　　但莱维为自己的幸存感到羞愧，他曾写道：“我活着，代价也许是另一个人的死去;我活着，是取代了另一个人的位置;我活着，便篡夺了另一个人的生存权。换言之，杀死了另一个人。”

　　他最终选择自杀，也被解读为对这种羞愧的难以克服。抑郁症也困扰着他，他甚至认为自己的抑郁症“比奥斯维辛还要糟糕”。甚至有人认为，他曾两次在劫难中幸存，第一次是在集中营，第二次则是抑郁症，但他最终选择不再幸存。

　　在他的墓碑上，在他的名字与生卒年份的下一行，刻下的依然是他在集中营里的编号：174517。

　　（胡 安摘自《检察日报》2017年6月23日，李晓林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