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
一会儿看我,
一会儿看云。
我觉得,
你看我时很远,
你看云时很近。
——顾城《远与近》
很显然,这首诗和距离无关,写的是人和自然之间的无间、人和人之间的隔阂。虽只有6个短句,承载的内容可不轻,也许可以借它来讨论远方和我们之间的关联。
对眼下的各种不堪忍受和对苟且的难以容忍,让缥缈的“诗”和“远方”被黏合成一个新词组。忽然间,大家都愛说“诗和远方”,可见我们多么渴望超凡脱俗。
一本“90后”的新书和他记录的远方
最酷热的7月底,正和几个已经毕业的学生讨论他们的旅行见闻,发现“理想国”出了一本新书《回来》。因为近两年我关注最多的都是非虚构类的书,就立刻买来看。
这本书的作者孙中伦生于1994年,比我的学生都小。书里记录的是2015年他在美国读大三时,申请休学回国后的几段游历见闻。他的行程是马不停蹄的,从流水线工人,到山区支教老师、客栈打杂者、漆器厂学徒工、新媒体编辑,还想过去学唱二人转,最后不知什么原因没成功。据我所知,二人转演员的禀赋,可不是人人都有的。他从中国南方的东莞,到西北的定西、西南的大理和成都,再到北京,走了半个中国。
行程结束后一年多,他推出了这本《回来》。就此,当初他休学时可能出现的质疑与不解,都可以熄声了。书中呈现出来的不同人物在不同境遇下的经历和心情,他们的过往和难以把握的未来,已经是最好的回答。
有趣的是,作者暂停学业回国,也不是独自异想天开。他隔壁宿舍曾经住了一位来自非洲的同学,读大四时,大家都在赶毕业论文,非洲同学却申请休学回了老家,要和家人一起盖房子。
可见启示常常是连锁的。谁说大三的下一年就一定是按部就班读大四,而大四结束就一定是考研或者就业?
读过《回来》,感觉它的价值首先就在于会给无数年轻读者带来启示:任何时候都能不受外在陈规戒律的限制,遵循内心的需求,做自己认定的事情,寻找和感受一切有趣的未知世界。
远方在哪儿
我理解的远方,不一定是有多远,但一定充满未知的新鲜。
现在我住的地方几公里外就是深圳富士康。有时候外出,能看见塞得满满的公交车,车头车尾的牌子上都写着富士康至火车站。这班公交相当于富士康专线了。
上高速公路往城北走,会经过富士康的宿舍区,车速再快,也能看见那些楼房边缘起得很高的防护网。
有一座人行天桥横跨高速公路,下班时间,桥上挤满穿工服、挂工牌的年轻人。无数的脚把铁桥踏出均匀的响声,若向上看去,可能和某个工人的眼神相对。显然,人和人的距离很近,可各自的世界却相距甚远,各自无数细微的欢乐忧伤,他人不可能靠想象而得知。
《回来》的开头提到孙中伦打工的地方紧邻东莞的深圳观澜,恰好最近半年我常去那儿。我去过观澜中心区域的几家超市、餐馆、银行,每到周末或假日,大路边倾斜的草坡上就会有很多人,坐着、躺着,看天空、看街景或者睡觉。在读到《回来》之前,我没留意过他们从哪儿来,也完全不知道在几百米的距离里有工厂存在。
书中说,他们的工厂离观澜街区只有300米。“有打铁声,塑胶的味道,一群忙碌无言的人和一堆日夜不休的机器。”
没有孙中伦的记录,我们同样不能想象,在甘肃的定西,有个孩子的妈妈,她在春天去挖了两天树,挣到100块钱。她把这钱攥在手里,想到孩子一直非常眼馋的一辆二手旧单车,她狠了狠心,把车买回了家。这辆车让读中学的孩子兴奋得睡不着觉,从此以后,他每天早上都推着车去上学。是推着,不是骑着,他舍不得骑。
关于定西,过去存在于我印象中的是杨显惠先生的《定西孤儿院纪事》。现在,《回来》给出了全新的人物和故事,是今天这里生长的又一代人部分的面貌。
远方,常常不是指距离。忽略和阻隔会把远方变得更远。
在我最早的认知里,远方一定是那些抵达不了的地方。
那时候去家以外的任何地方,只要过夜,都得出示盖了大红公章的介绍信。没有组织“派出”,你别想去任何地方超过一天。家里来了外地亲戚,第一件事是要去街道居委会报告。
后来,我们受到的限制也不少,出国要办护照、要办签证,要面签、要录指纹,要出示机票和行程单。
而更多生在乡村的孩子,他们读书求学的地方就是他们能走到的最远、最现代化的地方。如果不是考上大学或外出打工,他们没机会离开镇子,没机会坐上火车,没机会看见城市。
不知道这种观念作祟多久了——“悬梁刺股”被看作是读书的常态。
曾经有一次寒假临近,一个女大学生对我说,她现在每顿饭都不敢吃饱,她得减肥。我说她不胖。她说,如果放假回去,她爸爸发现她胖了,一定会狠狠骂她没好好念书,好好念书怎么能长胖?
如果这个学生忽然提出想休学去游历的“妄念”,会不会被她爸爸打断腿?
各种各样的障碍,使人们往往只能在心里假设一个或很多个远方。它遥远、神秘、美妙,总在远方等待,充满诱惑又不可能到达。好像只有这样,它才妙不可言;也好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宽容地原谅现实——眼下可以继续糟糕,反正我们心里藏着一个远方。
这难道不是最自欺欺人的谎言?
循规蹈矩的人生
曾经一次期末的诗歌课上,专程请到一位外地诗人给学生们上两节课,他读自己的诗,和学生们对话。下课后,我看见一直在教室后面拍毕业短片的一位大四学生在整理器材。我知道除他以外,他们毕业班再没人来旁听这堂课。
请来的诗人是基层公务员,经常白天工作,晚上写诗,不同时间的心境截然不同。他的很多经历对即将离校的大四学生一定有启发,可谁都知道,诗人是这个社会的边缘人,成功人士的事迹那么多,为什么要听信一个边缘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