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早上,在微信里看到老翻译家傅惟慈先生仙逝的消息,我握着手机愣了很久。
悲伤无以言表,但第一波悲伤的潮水过后,我又被后悔折腾得坐立不安。回想今年一月去北京图书订货会,照例顺道走访翻译界的老友新朋,于公于私,我和几个同事都把傅先生排在名单的第一位。
那天,四根柏胡同的小院里备好了饭,我却因为临时多出一件推不掉的公事,犹豫再三,到底没去成。
去拜访他的是我的同事冯涛和两个新入行的编辑。后来问起,两名新编辑都描述得眉飞色舞:已经有了韭菜馅和白菜馅的饺子,傅先生还怕不够吃,嘱咐女儿叫来比萨外卖,配上啤酒,中西合璧,宛若傅先生毕生从事的工作和他的家庭结构——子孙满堂,但留在北京的不多。
两名新编辑的兴奋在我的意料之中,稍稍让我意外的是,他们还告诉我,傅先生的精神好着呢,向我问好,约我们天气暖和些再去院子里晒太阳。我有些不放心,悄悄问跟傅先生打了十几年交道的冯涛:“老爷子的哮喘病可有缓解?”他说:“这回是真的不错,老爷子的身体状况比前几回见到时都要好,我们整整聊了一下午还意犹未尽。”
有这一句话,我马上开始憧憬今年秋天再去四根柏胡同做客的画面。有一屋子的笑声和阳光——这画面是多么完整、多么立体,直到那天早上。
傅先生喜欢引用印度政治家尼赫鲁的话,把人生比作打牌。“手里的牌或好或坏,那是别人给你的,但如何把牌打好,你是有自己那份权力的。”
自己这手牌原来是什么样的,这一辈子打得好不好,老爷子心里就跟明镜似的。无论如何,他不纠结,不患得患失,谁跟他聊起往事,他都说得豁達、磊落,不压低,也不拔高。
说实话,每次看望他或者想起他,对我们这些编辑的意义都十分大。在这一行浸淫日久,我们难免时时为老翻译家们坎坷、辛劳的生涯唏嘘——他们之中的佼佼者往往学贯中西、胸怀世界,却没成为时代的宠儿。在这一群人里,傅先生是一抹亮色,他顽强地从混沌、灰暗的底子上跳出来。写到这里,我突然心里一动,打电话问上次去看望他的同事,当时傅先生手边有什么书。“哦,他正在看李怀宇的《家国万里》。”
那一天,老爷子一直在念叨书里讲张充和的一段话,大意是,别人问张:“您这么老了,要是跌倒了怎么办呀?”张说:“跌倒了就唱昆曲呗。”
(余 娟摘自译林出版社《假作真时》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