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房这个舞台

　　从医20年，我常常在患者及家属濒临崩溃的时候给予安抚，在他们无助的时候给予支持，在他们相互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进行调解，在他们歇斯底里发作的时候默默地忍受。是的，我们一直都是给予者，得到的回报就是患者及家属的一句肯定、一个微笑，仅此而已，却也足够。

　　唯独在救治这个19岁彝族男孩的妻子时，我感觉自己是获益者。

　　患者是个极度消瘦的彝族女孩，当时是被背入病房的。我看了一下入院证，16岁，右下腹包块待诊。病人瘦弱的程度和非洲难民差不多，身高一米六，体重不到60斤，近乎皮包骨头，几乎没有力气回答医生的提问。

　　女孩大致的病史是：慢性腹痛两个月，伴間断性发热。后来腹痛逐渐加重，人愈加消瘦，间断呕吐及停止排便，家属发现右下腹有包块。

　　入院时检查身体，初步诊断考虑阑尾周围脓肿、结核冷脓肿、炎症性肠病穿孔伴局部脓肿、肿瘤。这些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是还需要做进一步检查。

　　从女孩的穿戴来看，虽然算不上破破烂烂，但是也绝对不是来自富裕的家庭。而女孩可以选择的所有治疗方案，都必须在充足的营养支持下才有可能完成。看起来这是个比较棘手的患者，所以我必须和一线医生一起完成第一次医患沟通。

　　几分钟后，在一线医生身后跟进来一个男孩，身高也就一米七左右，黑黑瘦瘦的，引人注意的就是他的眼睛有着高原地区少数民族特有的清亮。

　　我有些责怪地对一线医生说：“怎么叫个小孩过来？让她家属来。”一线医生有些迟疑地说：“她没有其他家属，这是她老公。”

　　我抬头看了一眼这个不知所措的男孩，问：“你今年多大了？”

　　“19。”

　　19岁已享有独立的民事行为能力了，作为丈夫，他确实也能签字做主。但实际上，在彝族的家庭关系中，一般能做主的，要么是她的父亲，要么是她的舅舅。

　　“这个女孩病得这么重，她的爸爸、舅舅呢，为什么没有来？要是这家里就这么两个小孩过来治疗，没有一个真正能拍板的人，那在这个女孩每一步的治疗过程中，当面临困境时，我们需要承担的风险就非常大了。”我忍不住烦躁起来，语气也有些不快。

　　听出我语气的变化后，男孩立刻从一线医生的身后走到我面前。他犹豫了一下，深吸一口气，用夹杂着彝语的汉语对我表达了下边的意思：家里不会有人来了，所有人都叫我不要管她，说她没得救了；县医院的医生也说她没得救，叫我背回家去等死，但是我舍不得。她明明没有死嘛，最后我去求全村的长辈，挨家挨户去磕头，然后全村人给我凑了两万块钱；家里的老人对我说，无论能否救得活，也就只有这两万了，你要是实在不甘心，就背着你老婆去州里找个医生再试一试。

　　听他结结巴巴说完这些话，我立刻站了起来，直视着他明亮的眼睛，同时也感受到他目光中的坚定。他基本上是在违背全村人的意志，同时还背负着两万块钱欠款，以近乎破釜沉舟的勇气来救他老婆的。要知道，在贫困地区，借钱给人做生意还有可能，因为你做生意还有赚回来的机会。但借钱给人看病，这是很大的人情，因为无论最后的疗效如何，看病一定是会花掉这笔钱的。之后这个家庭有没有偿还能力，这些都是未知数，所以穷人之间很少会借钱给别人看病。

　　就这么一个19岁的孩子，能够在一个贫困山村里借到两万块钱，不知道他付出了多大的努力。而且他都没有试图在我面前隐藏一下他准备的总金额（虽然这是很多人来看病的时候会表现出的一个行为）。他就这样把所有的细节全盘托出，毫无保留地信任我，我突然感到压力很大。

　　我首先给他提了一个要求：“两万块钱呢，现在还用不了那么多，你先交5000块钱，我们尽可能地在5000块钱范围内，给你查清楚，然后再谈下一步的治疗方案。”他点头同意，这时我才开始逐字逐句地跟他完成第一次的医患沟通，讲清下一步要进行的检查、要花费的金额，以及他妻子可能面临的治疗上的难点和可能遇到的难关，等等。

　　他眼睛都不眨地听着我把所有的环节讲完，一直在点头，同时对我说“好、好、好”。他的表现让我无法准确判断出他对我讲的东西到底理解了多少，我只有在心里叹了口气，对他说：“好吧，今天就这样了。”见我全程都没有对他说让他把妻子背回去等死这样的话，在谈话结束后，他突然对我微笑了一下，然后走了出去。

　　3天后，初步诊断，还是肺结核及肠结核穿孔形成的冷脓肿。根据目前的情况，外科干预风险高，如果做开腹处理的话，可能预后更差，只能先保守治疗一段时间，看看情况再说。

　　我们一边开始抗结核，一边抗感染，同时对右下腹局部进行大蒜和芒硝外敷。我们科室常备有一个蒜臼，每天早上，我们还没交班的时候，就看见男孩拿着蒜臼，在楼道里吭哧吭哧地捣蒜。他知道如果提前准备好了，等医生查房的时候就可以给妻子敷上新鲜的大蒜。

　　几天过去了，除了女孩的生命体征比来的时候平稳了一些，其他情况并没有明显好转。一线医生查了一下费用，差不多5000块，接近我对他承诺的数额了，我开始忧心忡忡。

　　我把男孩叫到办公室，说：“现在已经花了快5000块了，疗效仍然不是很理想，下一步你有什么想法和要求吗？”

　　男孩迷惑不解地看着我，对我说：“没有啊，我觉得疗效很好啊。”

　　我说：“哪里好啊，你看那个包块的大小，一点都没有好转，而且腹痛依然那么重，晚上还是发烧。”

　　我还没有来得及说到辅助检查的指标也没有明显的变化，男孩就打断我，说：“但是她开始吃饭了，医生，她吃饭了嘛！”

　　虽然我不得不承认，他这个判断病情好转的原始方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从能够吃饭到出现真正的疗效，这个过程有多漫长，他不知道。我却知道多说无益，苦笑一下，算是结束了这次沟通。

　　又过了几天，有天早上查房时，我突然发现这个女孩坐了起来，一头乱蓬蓬的头发也梳成了麻花辫。那一刻，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检查显示，她的各项指标也开始好转。这个时候，男孩准备的两万块钱已经用了一半，剩下的一万块钱，我们必须要更加精打细算。

　　有一天，我看见这个男孩没有像往常一样，和他的妻子头碰头地在病床旁边吃盒饭，而是一个人端着一盒方便面蹲在楼梯口上吃。我随口问了一句：“今天怎么不吃盒饭啦？”男孩笑了一下，对我说：“没钱啦。”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买一盒给他，但是转念一想，这样做可能并不合适。我笑了一下，对他说：“慢慢吃。”他也回报了我一个阳光般的笑容。

　　又到了该做CT的時候，我希望同时看看女孩的肺部和腹腔的情况，但是两个部位的CT费用又太贵，科室里有人出主意说，能不能只做一个部位，但是两个部位一起看呢？

　　我到了CT室和检查的医生商量，医生刚开始并不太同意，因为这从医院的管理程序上来说是不允许的。“能不能做CT的时候范围宽一点，然后把我想看的部位一起了解一下，但报告只出一个部位的？”CT室的医生考虑了一下，说：“可以。”医生一边检查，一边问我：“是你的熟人？”我给他简单介绍了一下这对夫妻的情况，同时说患者的费用现在很紧张了，能省一点儿算一点儿吧。CT室的医生听了，没有再说话。

　　等我拿到检查报告的时候，我发现，检查医生不仅是多看了一眼，实际上把肺部和腹部都做了。复查结果非常好，年轻人顽强的生命力终于战胜了病魔。

　　在大家都很开心的时候，我又隐隐地感到一丝担忧。目前女孩是在康复阶段，但是那么严重的腹腔结核感染，意味着她将不能自然怀孕，而一个没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在彝族的部落里又将会承受怎样的压力？这个男孩能够承受这个结果吗？

　　我把男孩叫到走廊上，准备就这个问题试探一下他的态度。他看见我凝重的脸色，立刻紧张起来。当他弄明白我要表达的意思之后，突然出乎意料地哈哈大笑起来，同时重重地说了一句：“医生，她已经活下来了嘛！”这一瞬间，这个瘦弱的男孩突然变得无比高大，我心里悬着的石头也终于落地了。

　　20多天过去了，女孩的情况也逐渐趋于稳定。我和男孩商量说：“现在情况比较稳定，你可以带着我们的治疗方案，回县医院继续治疗了。”男孩开心地说：“我也是这样想的。”

　　他们出院的那一天，我正在上门诊。忙碌中，我抬起头来一看，男孩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我的诊室里，有点局促的样子，好像有什么话要对我讲。

　　我问他：“出院后吃的药取了吗？”

　　“取了。”

　　“注意事项、要复查的内容知道吗？”

　　“知道。”

　　“出院证到了县医院要拿给医生看，好让医生照着原来的方案继续做治疗。”

　　“知道。”男孩一边点头，一边回答。我笑了一下，说：“那快去办出院手续吧！”

　　突然，男孩朝我深深地鞠躬，然后就一直这样弓着背、低着头、倒退着走出我的办公室。这时我才明白，这个男孩因为语言不流畅，不知道怎么对我说感谢的话，最后用了这个方法来表达。那一瞬间，我的视线模糊了……

　　病房有时候就像一个舞台，病痛、金钱、亲情、道义的累加犹如聚光灯，常常把人性的优缺点无限放大，很多患者及家属会在高压下表现出自己最极端的个性。很悲哀的现实是，在这个舞台上，闪现人性光辉的时候并不多。能够在病房里默默承受一切，尽职尽责地照料病人的就已经是表现优秀的了；还有不少是互相指责、推诿，甚至溜之大吉的。

　　而这个男孩，以19岁的年纪，默默地诠释了责任与担当，让我们这些见惯人情冷暖的医生赞叹不已。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患者家属，犹如夜空中一闪一闪的星星，陪伴着我在艰难的从医道路上继续前行。

　　（长 华摘自微信公众号“医学界消化肝病频道”，刘志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