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凋零……

Herbert Killian，奥地利

　　我离家时15岁，回家时已经28岁。我的母亲去世了，父亲和姐姐仍在世。对我来说，从一个充满罪犯的战争世界融入现在的欧洲社会实在太难了……我觉得自己是个身在祖国的外国人。

Francois Savard，加拿大

　　欧洲战事平息后，我加入了“飞虎队”。我的两个兄弟同样参加了“二战”，只有一个回来了。1984年，我从行政部门退休，從此开始旅游、野营、在“老兵之家”会友。

You Guangcai，中国

　　1938年3月，日军进攻徐州。在爱国精神的驱使下，我只身前往黄埔军校，在1939年年底成为第16期毕业生。后来我成为黄维身边一个负责警卫的别动队的排长。

Robert Quint，法国

　　我毕业后在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工作，直到1942年德军入侵。我忍受不了充斥在学校、商店和房屋里的德军，看不惯犹太人被赶上火车带走，于是加入了抵抗组织。

Joseph Koen，希腊

　　打仗的时候，我家换过6次房子，直到别人告诉我们德军的占领结束了。然后我上了大学，当了建筑师，生了两个儿子。总之，我和我的家人生活得很快乐。

Otto V. Koos，匈牙利

　　我被判25年监禁，罪名是攻击苏维埃军队。我的亲人全在战争中去世了。1955年11月21日，我重获自由，回到布达佩斯后，又被警察抓了。1956年11月8日，我被放了出来。

Shiu Dagar，印度

　　18岁时，哥哥鼓励我参了军。英国人教我们使用武器和车辆，他们不仅对新兵态度差，工资给得也少。英国人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作战成功，就让印度独立。

Alfred Martin，北爱尔兰

　　1942年9月，我作为飞行员突袭了德国汉堡和杜塞尔多夫。后来在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飞机被击中，发动机起火，我们被迫跳伞。我幸运地逃回英国。

Anatoly Gavrilovych Uvarov，苏联

　　我从1944年开始在小型潜艇M-201上服役。听到德国投降的消息，我们都高兴坏了。回到基地后，人们放起了烟花。

JP Jayasekara，斯里兰卡

　　日军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后，我们无比高兴，但广岛和长崎核爆的细节也使我们震惊。战争结束后，我们家开了一家面包房和一家旅馆。我开始对农业感兴趣。因为有许多游客来认亲，我还写了一本斯里兰卡阵亡军人的书。

Richard Thomas Pelzer，威尔士

　　19岁生日那天，我参了军。经过基本的训练后，我被派到一家港口维护公司进行水下爆破作业，之后又去了苏格兰一个秘密的人工港。